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
2007年9月20日 星期四


我和電子游戲熱烈卻短暫的戀情發(fā)生在1988年前后。 200元左右的任天堂游戲機，代表著我那時生活的主要夢想?！冻嗌?、《魂斗羅》、《綠色兵團》的圖像、聲音和過關秘訣，就像“霸天虎”和“汽車人” 一樣熟記于胸。我家門口那個破舊游戲廳有四五臺任天堂，14寸的電視機充當它的顯示器，彩色的比黑白收費高些，那成堆的游戲卡讓我心癢不止。我忘記了具體的收費，不過當老板宣布可以按半小時計時，我和朋友們都雀躍不已，全然不顧我們可憐的零花錢更輕易的付諸東流，盡管同樣的10元錢，但分兩次似乎比一次性花完要節(jié)儉一點。我們還會興致勃勃的騎上一個小時車，奔赴一位遠道同學家里，因為他買了游戲機，然后對于幾個小時的免費時間心滿意足。

我忘記自己的熱忱是如何消退的，既因為笨拙，總難以成為高手，也是喜新厭舊，金庸的小說取代了《魂斗羅》。說來慚愧，在整個青春年代，我對于任何狂熱都保持著免疫力，我對武俠小說、電子游戲、漫畫、搖滾樂、詩歌、甚至姑娘都沒產生過忘乎所以的熱情。我記得高考那年，7月5日那天，我的同學搞到他們平生第一盤黃色錄像帶，興致盎然三五成群的聚眾觀看。我沒太猶豫就拒絕了邀請，因為兩天后的7月7日是高考的日子。我不知道我那些可愛的同學們閱讀考卷時頭腦中反映出的什么，總之他們幾個都成績都比模擬考試低了三十分，少年的意志就像是土筑的堤壩，它輕易的被摧毀。我經常為自己內在的理性吃驚，并痛恨于這種‘清醒’ ――它經常是冷感的另一種說法。

我對于電子游戲的記憶再度被喚醒是大學二年級。突然之間，所有的宿舍都開始購買電腦。這些來自祖國各地的同學們，在大學第一年仍保持著中學時勤奮的慣性。對他們來說，通往北京大學的道路比我這樣的北京考生崎嶇得多。我上鋪的山東兄弟在夜晚臥談會時以過來人的口吻，回顧高三時軍事化的生活，他們被封閉起來，清晨六點起床跑步，每天下午做一套模擬考題，老師連夜批改，第二天上午講解……學習是體力式的，為了應對高考，學校不惜讓學生學習大學教材，以尋找快捷的解體方案。所有青春的熱忱、幻想、廣泛的興趣，都被壓制了，不知道如何與人相處，怎樣應對閑暇，怎么面對孤獨，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普遍的勤奮在一年后開始消退了，北大那著名的懶散的氣氛開始入侵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充當了散漫生活的鼓吹者。“在中學里，你俯案讀書”，我喜歡引用懷特海的話，“而大學里，你要站起來，四面眺望?！?

從填鴨式的教育到自由式教育的路程，比我想象的困難。并非學業(yè)的壓迫減輕了，我們就能開始發(fā)現(xiàn)自我、發(fā)現(xiàn)世界的新旅程。

就在此刻，電腦游戲和互聯(lián)網席卷而來。每人兩千塊，六個室友合買一臺電腦。我不知道同學們如何籌集到各自的兩千元，對于相當一部分家庭來說，這不算是個小數(shù)目。不過，它在理由上是可行的，它代表著新技術和前途。
嶄新的電腦到來時，也是宿舍里情緒轉變的時刻，沒完沒了的聊天開始減少了。每個人專注于自己的使用時間。從清晨六點到晚上熄燈的11點，每個人分配到兩個小時，周末不斷電，有人愿意凌晨四點爬起來撲到電腦前。我們的電子學知識也派上了用場，連一根電線過來，這樣周一到周五同樣有電了。我相信，只有很少的時間，同學們用此編程序，做作業(yè)。絕大部分時刻，他們在打電腦游戲，當幾個宿舍用網線連機戰(zhàn)斗時，情緒就變得更高亢了。就連我這種游戲盲，也記住一些名詞 “帝國時代”、“紅色警報”、“RPG”。

電腦游戲給我們這個只有23個人的集體帶來的效果是奇特的。無論怎樣的心平氣和，我都覺得它的傷害性多于建設性。班里兩個最天才的學生――天才的定義是，我拼命復興一個月只能勉強及格，而他們只要提前三天看看書，就照樣能得90分――一個退了學，而另一個沒得到學位。班級的成績集體性的滑坡。我從來不相信大學成績有何重要性。但眼前的事實是，學業(yè)松懈所釋放出來的空間，沒有轉化別的探索，迅速被《帝國時代》、《紅色警報》所填充，后者有一種可怕的吞噬性，似乎一個20歲年輕人的所有精力、時間、好奇心都不足以填充它。在很大程度上，四年的大學生活沒有使我的同學們更成熟、更有力量、思維更開闊。他們的生活沒有放大，反而在電腦游戲中縮小了、世故了。

我絕非一個仇視技術的路德派，認定每一次技術的創(chuàng)新就導致一次人性的墮落。但我越來越意識到，良性因素比惡性因素更難以生存，新變化能輕易的與舊習性達成同盟，借助新技術的速度和力量，原有的黑暗因素經常陡然加強。

我不能把罪責推到“帝國時代”、“紅色警報”、“RPG”上，就像很多人所講的，它們只是一款游戲而已。但是，這些游戲的確與我們可惡的教育制度達成了同盟。小學與中學12年的教育，是信息的堆積、武斷邏輯的貫徹，卻沒有訓練每個人的判斷、分析、審美、獨立思考的能力，沒有進行人格上的塑造，就像是不知溫度、風沙和溫室內的塑料花。然后，突然之間你獲得了獨立生長的自由，從前被規(guī)定的明確目標消失了，你要開始尋找自己的目標。你覺得有點慌亂，卻又沒得到強有力的引導，暫時的失落情緒等待被填補。你可以開始愛情、探索未知的學科、泡在發(fā)霉的圖書室、到郊外觀察星星、長途旅行，但它們都不及宿舍里的電腦游戲更能吸引注意力，它緊張刺激、又一切盡在掌握中，它就像某種精神上的手淫，充滿快感卻對意志、精神的培養(yǎng)產生了反作用。一直存在著兩種娛樂方式，一種娛樂是對頭腦與心靈的刺激，它激發(fā)你用另一種角度看待世界，豐富你內心的感受，鼓舞你在現(xiàn)實生活的熱情；而另一種娛樂則是消耗性，它偷竊你的精力、軟化你的意志，陷入沉迷，而對真實的生活意興闌珊。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同學們陷入的是前者。

不知為何，旅途中，我穿過縣城與小鎮(zhèn)時，這些記憶又涌現(xiàn)出來。今天的中國社會驚人的同質化。從與俄羅斯遙相對望的黑河市，到臨近緬甸的騰沖縣，我看到一樣的城市建筑，一樣的商店廣告牌，一樣的對社會生活的希望與抱怨，一樣的娛樂，一樣的都市報，一樣的穿著，一樣的染發(fā)少年，人們遵循相同的北京時間，甚至有一致的思維方式……有很多因素將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聯(lián)結在一起，考試制度、黨組織、公路、鐵路、警察局、北京時間、電視臺……這一系列元素中如今添加了新標志――網吧。

成排的電腦、24小時營業(yè)、白得令人不安的日光燈、聚精會神的少年，這一景象復制到每個縣城、小鎮(zhèn)。它是年輕人最主要的公共與精神生活空間。一個小時3元，交上10元，你可以呆上一整夜，如果再加5元，你還可以分配到一個小隔間。這真是周到的服務，你可以上網聊天、看韓劇、沖浪、或干脆賴在椅子上睡一覺。大部分人都在打網絡游行。我辨不清這些游戲的名字，但多少意識到《紅色警報》、《魔獸爭霸》這些早已是昨日黃花，一切變化太快了，在我1995年欣喜若狂的撥號上網時，56K 的傳播速度一小時收取15元，而今它像是19世紀的古老傳說。游戲產業(yè)在過去5年中日益繁榮，它還曾造就了中國最富裕的人。代表著中國嶄新商業(yè)面貌的網絡公司，如今正一窩蜂擠入這個市場，并聲稱自己的原創(chuàng)性。

盡管電腦游戲被稱作“第九藝術”，但我實在看不出這一家家公司傾心制作的產品有什么藝術性可言。它們不是改編自武俠小說，就是來自于更加不知所云的玄幻小說，人物的形象與色彩是對某個時期日本漫畫的赤裸裸的剽竊。在寫字樓令人厭惡的分眾媒體的廣告屏上，我還看到了這樣的宣傳語“誅仙火了，誅仙游戲也火了，誅仙火大了”……一時間我啼笑皆非，這些新產業(yè)為什么如此赤裸裸的表現(xiàn)自己的乏味。

我不知道旅途中遇到那些游戲少年中多少在對《征途》樂此不疲。我是在西安的一份報紙上讀到對史玉柱所開創(chuàng)的《征途》的這款游戲的報道。這位留著平頭、瘦削、煙癮極大、喜歡穿白色運動服、大紅T恤衫的企業(yè)家，是中國過去20年商業(yè)史的縮影，他的大起大落和所進行的商業(yè)冒險，既展現(xiàn)一個企業(yè)家頑強的生命力，又表明了中國整體商業(yè)環(huán)境的粗糙、惡劣程度。就像毛澤東在那些對土地充滿渴望的貧農中看到了革命澎湃的動力，史玉柱則成功將竟經常被忽略的廣闊農村轉變成他的消費市場。將名字從“腦黃金”改成“腦白金”，然后再將拙劣的廣告鋪天蓋地打出去，展開一場場農民運動式的推銷行動，史玉柱的成功充滿了一代代中國人所熟知“本土智慧”。這種“本土智慧”可以實行的前提是，廣闊的人群深受信息閉塞所害，他們對美好生活充滿渴望，卻又盲目輕信。像很多的政治、商業(yè)行為一樣，史玉柱販賣的是“希望”。但很多時刻，這種“希望”是充滿欺騙性的。

《征途》販賣的同樣是希望。那種在對濫殺的權力欲，對金錢所帶來的隨心所欲的“希望”。一位分析者說《征途》的典型的玩家分為兩種，一種是有錢人，花幾萬元人民幣買一套虛擬裝備可以連眼睛都不眨；另一類是窮人，沒什么志氣的窮學生，二三級小鎮(zhèn)里無所事事的青年，錢雖不多，但每天有大把時間不知如何消磨，一聽有免費游戲玩，甚至還可以從游戲中獲取工資，趨之若鶩。《征途》像是現(xiàn)實社會推崇的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情緒的擴大，每個游戲者都衷情于那種放縱的快感，并對此規(guī)則的確信無疑。

“什么叫違反商業(yè)道德，商業(yè)和道德能放在一起嗎?商業(yè)是什么?商業(yè)的本質就是在法律法規(guī)許可的范圍內獲取最大利益”，在一次訪談中，史玉柱說，“我是一個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為企業(yè)賺取更多利潤。要一個商人又要賺錢又要宣揚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在某個側面上，他說得一點沒錯，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有強烈的自省意識，那種具有自律的道德意識的英雄式的企業(yè)家在世界范圍內都在消失。在很大程度，我欣賞史玉柱，這樣的人物的存在，是一個社會生命力的展現(xiàn)，代表著令人贊嘆的機會。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對應的力量來和他抗衡，來消解他的強盛的生命力中破壞力的一面，來對抗那高速運轉的赤裸裸的利益機制。

就像有科學提倡進步，就要有宗教來強調不變，有政府權力，就要新聞監(jiān)督，有大眾情緒，就要有精英思考，有商業(yè)公司，就要有反商業(yè)力量，一個良性的社會是在相互制衡中逐漸完善的。正是我們的價值觀的失衡、教育的破產、精神空間的扭曲、作家、知識分子的缺席，帶來了精神貧瘠的一代人，他們和史玉柱所提供的娛樂一拍即合。史玉柱代表的不擇手段的成功，不正是我們道德意識、公共意識急劇衰落的表征嗎？我們的土壤不是一直在縱容這樣的人物的此起彼伏，我們太過崇拜成功，而不問他們是如何成功的……

今天的中國社會，仍偶爾讓我想起《世說新語》中一個片段，那位聞雞起舞的祖逖很貧窮，但有一天突然換了華服和新戰(zhàn)馬，朋友問他的原因。他的回答是“昨夜復南塘一出?！彼麚尳倭藨?zhàn)亂中的流民。這個類比或許不恰當，但是我們的精英人物不直有這個傳統(tǒng)嗎，他們的成就不是創(chuàng)造了某種改善人類生活的新事物，而是對原有財富的一次重新分配，赤裸裸的掠奪沒有了，但是他們卻尋找到新的名目，借用了新的招牌。長期失敗的公民教育，使得那些辛辛苦苦的普通人沒有能力辨別這種誘惑，他們以為購買到了希望，卻可能不過是被人遺棄的塑膠花和廉價的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