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里小地

即將上映的《親密敵人》是第一部打“大片”旗幟的徐靜蕾電影，還是她所擅長的都市情感類型。

自詡是“三里屯長大的City Girl”的徐靜蕾，這次不止把目光停在北京，商戰(zhàn)故事主戰(zhàn)場直接放在了香港，至于愛情線索就一路轉場，成都，倫敦，乃至澳大利亞，做足了洋氣時髦的功課，又平添了天涯海角的味道。男女主角從昔日的戀人到商界對手，終于有情人終成眷屬地達成一份“10年內兩男一女”的甜蜜協約。高智商，高要求，又光鮮又浪漫的都市戀愛本有實用理想主義的趣味，何況如此殘酷的水泥森林里，沒半點兒將就，沒絲毫妥協，對眼下絕大多數的都市男女來說，也算是人生既暖且美的愿景之一了。

“我可沒有和男朋友吵架的能力，我有時候話密，但自言自語多，不愛和人掰扯。”徐靜蕾笑說自己和筆下的女主角沒半點相像，但終究是親自再和黃立行搭檔了這段戀情。故事上演在大同小異的CBD樓宇之間，順理成章地，《親密敵人》就被看成了《杜拉拉升職記》的續(xù)寫。

這是徐靜蕾的第五部電影，作為導演，她是內地億元票房俱樂部里唯一的女性，可她自己仍舊不覺得自己算得上是專業(yè)導演，她覺著自己還那樣兒。“朝陽一女，一會兒干點兒這個，一會兒干點兒那個，有成有敗，于自己高興就行。”

三聯生活周刊：《親密敵人》里出現最多的稱呼是“Banker”（銀行經理），商戰(zhàn)是感情戲之外的重要線索，實際上寫好商戰(zhàn)是很有難度的。你依舊親自參與了編劇，在鋪陳這樣一條故事線索的時候，你怎么克服隔行如隔山的困難？

徐靜蕾：我有好幾個“斗地主”的牌友就是做投行的，平常大家聚在一起，總能聽他們說些我似懂非懂的名詞——IPO，收購，反收購。最初那些談話吸引我，因為我覺得其實他們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差不多，比如投行的生活也是飛到一個地方完成項目，再飛到另一處做另一個項目，打的是斗智斗勇的仗。構思這個劇本我又想到他們的生活，因為在我看來，首先這類人的生活很都市，再從情節(jié)劇的角度出發(fā)，戲劇沖突可以很足，所以我決定在情感之外鋪這樣一條線索。

當然，我也因此做了很多功課，我是連基本個人理財都概念不清的人，所以惡補了些金融方面的知識，以免在故事里露怯。再就是去和朋友們聊天。其實如今電影里很多內容，諸如彼此都忙于事業(yè)的戀人只能用冰箱貼上的留言溝通這一類生活小細節(jié)，都是從人家的生活里直接挖來的。從男女兩方分別代表買家和賣家，到現在同時為了一個項目而競爭，其實前后設計了很多種可能，最后是聽了這些專業(yè)人士的意見，怎么做能更刺激，怎么設計情節(jié)更有節(jié)奏和起伏。

三聯生活周刊：《杜拉拉升職記》贏得億元票房，是不折不扣的票房“黑馬”，但至今還是有人不那么接受“才女徐靜蕾”的商業(yè)片導演身份。

徐靜蕾：可是我覺得自己不是藝術家人格，而是技術員人格。這兩者差別在于，相對風格累積，我更在意開拓和執(zhí)行。如今幾部電影拍下來，我反而是越來越覺得小時候那些比如書法、畫畫的基本審美教育，對我已經成了技術。比如我覺得書法跟拍電影特別像，書法首先講究布局，寫楷書或寫隸書，在一張紙上布的局是決然有別的；哪怕在一幅作品里，也不能把同一個字寫成一樣的，關鍵在如何講究內部節(jié)奏，有的字要扁，有的字要長，這很像是鏡頭語言的設計。印章就像電影的音樂，藏拙補短或者畫龍點睛，可以用來平衡布局。至于寫什么內容，唐詩也好，宋詞也好，就是電影的內容，要和整個大局匹配。

三聯生活周刊：所以實際上，你自己對商業(yè)片和藝術片的態(tài)度很平等。

徐靜蕾：商業(yè)片和藝術片對我確實不存在決然的高下?！秹粝胝者M現實》之后，我停下三年沒有拍電影，這三年發(fā)生了很多事情，我自覺長大了很多。有親人的去世，有情感事業(yè)上的波折，可能真的是經歷得越多，越能警覺強說的愁是擰巴的。一遍一遍去揭那些生離死別的傷疤，而得不出更深刻的洞見是非常殘忍的。我自己閑來也越來越多地看些美劇，看好萊塢的愛情片、懸疑片，一方面我自己學著享受電影所承載的避世娛樂功能，另一方面就有些躍躍欲試。我覺得我能駕馭好多題材，對電影，我其實還像個剛被放出門玩耍的小孩兒一樣，一會兒想干這個，一會兒想干那個，什么都想試一試。當然我至今最珍惜的還是《我和爸爸》，但我覺得再有所積累，拍回那種安靜和內斂的電影更有意義。

三聯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杜拉拉升職記》和《親密敵人》的相似，當真完全是為了復制當初的商業(yè)神話么？

徐靜蕾：《杜拉拉升職記》改編自20萬字的小說，其實整個劇本被小說的限制很多，我是對情節(jié)很執(zhí)拗的人，因此至今認為在很多該展開的地方不敢展開，該掠過的反而拖泥帶水?！队H密敵人》其實就是我想自己試著放開了編一個故事，別被限制，最好是發(fā)生在幾個月以內的中規(guī)中矩的好萊塢類型片路子，這是我想實踐的。

而且事實上，我自己并不滿意《杜拉拉升職記》。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拍一個相對有投資規(guī)模的商業(yè)電影，資金找得非常困難，當時沒人相信我有這個能力，一連串的挫敗使我自己都懷疑自己了，對那些終于肯出錢的資方幾乎帶上無以為報的心情，玩了命去談廣告，找了好多，一心想讓這片子越穩(wěn)當越好。但簽下的合約都要做到，剪片子的時候問題全來了，人物的情感剛到臉上，鏡頭就得拉上去，只為某個廣告得出現。至今那片子好多地方我看著臉紅，覺得這都是自己的責任，誰讓當初談了那么多呢，所以不管人家把這個事怎么大說特說，我都不解釋，因為也沒什么可抱怨的?！队H密敵人》算是再給自己一個機會，怎么做得更平衡、更完善一些。

三聯生活周刊：商業(yè)片導演基本都會抱怨妥協退讓是身不由己，但這似乎不是你的邏輯？

徐靜蕾：我承認自己拍商業(yè)片確實也遇到障礙，但和任何人都沒有關系，全來自自己，而且我覺得自己能把它們一一推倒。其實從做導演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是靠說服別人我有這個能力開始的，《我和爸爸》全部是我自己買單去拍的電影。當時我自覺做演員肯定是做不下去了，我性子急，受不了無邊的等待。有一天在劇組里等著試戲，突然想，從根本上講，我今天的命運是掌握在少說也距離我?guī)资锿獾哪硞€人的腦子里，我在等著人家腦袋里的靈光一閃——可他怎么就非得想到我呢，這件事忽然就打擊了我，我覺得自己簡直太可憐了。當時我27歲，覺得自己很想說話，也很有話說，于是帶著盲目的勇氣自己開始寫劇本。其實一路走到《杜拉拉升職記》、《親密敵人》，確實開始找錢拍電影，我也沒有給任何投資方比如可以如何改動我的劇本這一類的承諾，所以，商業(yè)片就一定不自主在我不是事實。

況且文藝片也不是完全自由?！兑环饽吧说膩硇拧酚谖沂怯懈星榈男≌f，拍成了電影，上映前被冠上“男人一夜，女人一生”的宣傳語，這也不是我作為導演所能預料和掌控的。但依舊是與其抱怨，不如想辦法完善自己的能力。比如從接下來的《夢想照進現實》開始，我成立了自己的影視公司，我也漸漸懂得，穩(wěn)定盈利的電影生產模式是必須的，這才是一切藝術和自由的現實基礎。

三聯生活周刊：相比做演員，你覺得自己更有做導演的天賦么？其實，世界范圍內導演畢竟還是男性為主的特殊職業(yè)，你對唯一的“億元女導演”這個稱呼會有自豪或反感的情緒么？

徐靜蕾：我當初也是因為報考中戲舞美專業(yè)和工藝美院美術專業(yè)都失敗，才半推半就考了電影學院表演系，又是在各種幸運前提下成為了一名演員。而做導演確實是我自己主動的選擇。最開始我不覺得導演是件高不可攀的事兒，往那兒一坐，發(fā)號施令而已。當時年輕，權衡自己的條件時很天真，想自己表演經驗有些，美術基礎有些，寫幾個字還比較自信，那就把電影看成橫著的宣紙就是了。這當然是一套想當然。拍《我和爸爸》的時候有個下午，哪兒哪兒都不對，又哪兒哪兒都沒主意，我一個人在樓道里走來走去，那是人生第一次感到什么是崩潰的邊緣。堅持下來純粹是因為一種責任，不能把那一屋子來幫忙的朋友給閃了。我性格確實是有些倔犟的，比如喝水，我只喝燙的，或者冰的，溫水不解渴，沒有必要喝，這性格可能會適合做導演，這畢竟是一份需要很多堅持的、充滿孤獨感的職業(yè)。

但性別問題我很少去考慮，我也不是什么女權主義者，因為我沒有感覺到什么性別壓力，也不覺得需要爭取什么權利，我覺得我天生有這種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