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Aoi  來源/New Yorker

     若干年前，美國經(jīng)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碰到了一個簡單的任務：將一箱衣服從他所居住的印度郵遞至美國。這些衣服是他的一個朋友兼同事來看過他之后落下的，所以阿克洛夫急著想將它們把它送回去。但是有一個問題：印度的官僚體系和阿克洛夫自己稱作“我在這些事情上的無能”使之成為一件麻煩事——確實，他估計這將會占去一整個工作日的時間。于是他一周又一周地推遲處理這件事情。這樣一直持續(xù)了八個月之久，直到阿克洛夫自己都快要回國了他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另外一個朋友恰好也要寄一些東西回美國，于是阿克洛夫得以將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衣服連帶著一同捎回去?？紤]到洲際郵件的不穩(wěn)定性，阿克洛夫很有可能比斯蒂格利茨的襯衫提早到達美國。
    這個故事有一點讓人感到安慰：就連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都會拖延！很多人生活中都充滿著一大堆未完成的任務，或大或小， 噬咬著我們的良心。但阿克洛夫將這再熟悉不過的體驗看成是一個謎。他真心想把衣服寄回給他的朋友，但是，就像他在1991年的論文《拖延和順從》 （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中所提到的那樣，“八個月里每早醒來我都決定第二天早上去把箱子寄給斯蒂格利茲。”他永遠都將要把箱子寄出去，但那一刻從不到來。后來成了行為經(jīng)濟學的中心人物之一的阿克洛夫意識到，拖延可能不僅僅只是一個壞習慣。他認為這揭示了關于理性思維的限度的一些重要問題，并且可能幫助我們理解包括毒品濫用和儲蓄習慣在內(nèi)的形形色色的現(xiàn)象。自從他的論文發(fā)表以后，拖延癥研究變成了學術界的一個重要領域，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經(jīng)濟學家都爭相加入。
    學界人士經(jīng)常很長時間都在自我主導的形式下工作，因而特別容易拖拉：調(diào)查顯示絕大部分的大學生有拖延現(xiàn)象，而涉及到這個現(xiàn)象的文章又往往以作者表示這是自己的問題而結束。（這篇文章也不會是例外。）但圍繞這個主題進行的學術討論并不是一群學究在試圖合理化他們的怠惰。就像在《時間的小偷》一書中——由克里索 拉·安德魯和馬克·D·懷特編寫（牛津出版社；65美元） 的關于拖延的文集，囊括了從嚴格的理論探究到驚人的客觀實際的一系列文章——眾多專家討論的那樣，這種趨勢向我們提出了基本的哲學和心理學問題。你可能認為，上次你中斷準備presentation去看《老爸老媽羅曼史》只不過是你的一次小小的放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你事實上進行了一種能夠揭示人類自我辨識的不穩(wěn)定性和人類必須處理的復雜關系的行為。確實，拖延癥研究的中心人物，經(jīng)濟學家喬治·愛因斯理（George Ainslie）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拖延的習慣“就像時間的形態(tài)一樣根本，并且不妨可以被稱作基本沖動。”

    拖延被稱作人類的基本沖動可能不無道理，但直到現(xiàn)代早期它才開始作為一個重大問題來被考慮。這個短語本身（由拉丁語衍生而來，意思是“推遲到明天”）在16世紀進入英語；到18世 紀，薩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將它描述為“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具有的重大弱點之一”，并且對他自身的這種傾向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無法克制責備自己一直忽視那些最終不得不做的事情，并且每一刻的閑散都增加了我的痛苦。”而這個問題看起來一直在變得越來越糟糕，根據(jù)卡爾加里大學商業(yè)教授皮爾斯·斯蒂爾（Piers Steel）的研究，從1978年到2002年，承認自己有拖延癥困境的人數(shù)百分比翻了四番。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拖延癥視為一個典型的現(xiàn)代問題是有可能的。
    這個問題同時也驚人地昂貴。每年，美國人都因為不及時報稅而浪費上億美元；哈佛經(jīng)濟學家大衛(wèi)·萊布森（David Laibson）的調(diào)查顯示美國工人已經(jīng)在401(k)退休儲蓄計劃中放棄了一大筆的錢，只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抽出時間去簽訂退休協(xié)議；百分之七十的青光眼 病人寧愿冒著失明的危險也不定期使用眼藥水。拖延癥還給商業(yè)和政府造成了多余的成本：近期的歐元危機就是因為德國政府的躊躇不決；以通用公司的破產(chǎn)為代表的美國汽車工業(yè)的消退，部分是由于管理層喜歡延遲對棘手的問題作出決定。（在阿里克斯·泰勒（Alex Taylor）最近的通用公司史《60對0》里面，關鍵結論之一就是“拖延癥無法創(chuàng)收。”）
    哲學家們對拖延癥的興趣也有另外一個原因。它是希臘人稱作akrasia的現(xiàn)象的一個有力的例證——做出有違于最佳判斷的事情。皮爾斯·斯蒂爾將拖延癥定義為，出于自愿地推遲某事，盡管你知道這樣的耽擱會讓你更加難受。換一句話來說，如果你只是說“盡情的吃喝玩樂吧，因為明天我們就死了”，那么你就不是在拖延。如果你認為那是最有效的利用時間 的方式而有意推遲也不算是拖延。拖延癥的實質(zhì)在于不去做你認為自己該做的事情，是一種造成人們精神負擔的心理扭曲。這就是拖延癥令人困惑的地方：盡管它是在避免令人不愉快的任務，但是沉湎于其中也不會讓人快樂。在一個研究中，65%的被調(diào)查學生在他們開始著手準備學期論文之前，表示希望避免拖延：他們既知 道自己不會準時地完成功課，也清楚這種延遲會讓他們不快樂。
    這本新書中大部分的作者都同意，這種怪異的非理性源自于我們和時間的關系，尤其是一種被經(jīng)濟學家們稱作“雙曲貼現(xiàn)”的現(xiàn)象。一個兩級實驗向我們提供了一個經(jīng)典的示例：在實驗第一階段，人們可以選擇今天得到100美元或者明天 得到110美元；第二個階段，他們可以選擇一個月后拿到100美元或者一個月零一天后拿到110美元。這兩個選擇在本質(zhì)上是完全等同的：多等一天，就可以 多拿10美元。然而，很多人在第一階段選擇立即得到數(shù)目較小的那筆錢，而在第二階段則更傾向于多等一天而得到那額外的10美元。換句話就是，“雙曲貼現(xiàn) 者”在考慮將來的時候能夠做出明智的選擇，但是，由于現(xiàn)實的切近，短期考慮壓倒了他們的長期目標。類似的現(xiàn)象也出現(xiàn)在由包括經(jīng)濟學家喬治·盧文斯坦 （George Loewenstein）在內(nèi)的小組所進行的實驗。實驗中人們被要求為自己選擇一部當晚觀看的電影和一部第二天晚上觀看的電影。對于前者，人們傾向于選擇通俗喜劇和大片，但當他們在選擇供以后觀看的電影時，則更可能選擇嚴肅、重要的題材。很顯然，問題在于，當是時候看一部嚴肅題材電影的時候，另一部輕松花哨一點的通常顯得更有吸引力。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Netflix中“想要觀看”的影片隊列里充滿了從來都沒人看的片子：我們那更有責任感的自我將《盧旺達 飯店》和《第七封印》加入了影片隊列，但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們卻發(fā)現(xiàn)自己還是去了《宿醉》的重映。
    這些實驗告訴我們的不是人類如何目光短淺或者膚淺，而是他們的偏好不在時間中保持一致。我們想要看伯格曼的杰作，想給自己足夠的時間去寫好一篇報道，想去為將來退休存錢……但隨著它們由長期變成短期我們的意愿發(fā)生了轉變。
    這為什么會發(fā)生？一個共同的答案是，無知。蘇格拉底相信akrasia嚴格地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我們不會希望看到對自己不利的事情發(fā)生；如果我們的行動 違背了自己的利益，那一定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做才對。相似地，盧文斯基傾向于把拖延者看作是“不假思索”地被當下的回報所迷惑了。像19世紀蘇格蘭經(jīng)濟學家約翰·雷（John Rae）寫的那樣，“未來所展現(xiàn)的利益的前景，在這一刻看起來乏味而可疑，并且傾向于被忽視，因為日光所強烈照耀的物品正在我們伸手可及之處向我們展示它們的勃勃生機。”盧文斯基還認為我們對當下回報的強度的記憶是有缺陷的：當我們將對會議的準備推遲到明天，我們沒能考慮到明天推遲這一工作的誘惑會跟今天一樣強烈。”
    無知也可能通過被社會科學家喬恩·艾爾斯特（Jon Elster）稱作“計劃謬誤”的現(xiàn)象來影響拖延癥。艾爾斯特認為人們低估了“完成一項特定的任務所需要的時間，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到過去完成類似 項目花去的時間，另一方面他們依賴于沒有意外發(fā)生的順利情境。”舉個例子，我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不得不把車送去維修，進行兩次計劃外的出行，其間一個家人病了等等，諸如此類。嚴格來講，其中每一件事情都是意料之外的，并且都占去了我的工作時間，但它們是你每天實際上真正必須處理的事情。假裝認為自己的工作不會受到任何的打擾是典型的計劃謬誤。
   但無知仍然不是問題的全部。首先，我們拖延時做的經(jīng)常不一定都是好玩的事情，而有可能是任何事情，它們唯一的誘惑在于不是那件我們不得不完成的任務。比如說，我的公寓一直都是這么亂，從來不會得到打理。人們也從經(jīng)驗獲知：拖延者太清楚重要的當下的誘惑了，并且想要抵制它。但就是無法做到。比如，我認識一個雜志的編輯，一個周三的中午一個作家告訴她會在她吃完午飯以后將一篇具有時效性的稿子發(fā)到她的郵箱。結果，她收到那封郵件的時候已經(jīng)是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二了。 所以，拖延癥的一個更完整的解釋應該將我們對所躲避的任務的態(tài)度考慮進去。喬治·麥克萊倫（George McClellan）的將軍生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內(nèi)戰(zhàn)早期領導了波多馬克（Potomac）軍隊，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拖延者之一。當他接管聯(lián)邦軍 （北方軍）的時候，他被認為是一個軍事天才，但他很快因為長期的遲疑不決而出了名。1862年，盡管有一個絕佳的機會以另一支軍左右夾擊，從羅伯特·E· 李（Robert E. Lee）的手中奪取里士滿，但他猶豫再三，認定自己被成堆的同盟軍（南方軍）所堵截而失去了機會。那一年晚些時候，在安提坦（Antietam）戰(zhàn)役前 后，他都再次拖延，浪費了一個與李的軍隊二對一的優(yōu)勢。后來，聯(lián)邦軍總將軍亨利·哈列克（Henry Halleck）寫道：“……有一種超越任何人想象的惰性，只有阿基米德的杠桿才能撬動這個巨大的靜止。”
    麥克萊倫的惰性突出了拖延的若干經(jīng)典誘因。盡管他在接手聯(lián)邦軍的時候告訴林肯“我可以對付一切”，他實際上并不是很確定自己真的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他永遠都在請求林肯給他新的武器，并且，用觀察者的話來說，“他覺得自己永遠都沒有足夠的士兵，士兵們永遠都不夠訓練有素，裝備永遠不夠精良。”自信的缺乏和不切實際的英雄主義成功幻 想相互交替，經(jīng)常導致拖延。很多研究顯示很多拖延者都是自己給自己制造障礙：不是去冒失敗的風險，而是傾向于制造阻礙使成功成為不可能——這種反應很顯然會制造一個惡性循環(huán)。麥克萊恩還沉溺于過度的計劃，好像只有最理想的計劃才值得付諸行動。拖延者經(jīng)常屈服于這種完美主義。
    這樣看來， 拖延癥不再僅僅是因為無知那么簡單，而是一個由懦弱、抱負和內(nèi)部沖突組成的混合體。但《時間的小偷》書中的一些哲學家對這種應做之事和結果所做之事之間的分割有一種更加徹底的解釋：制定計劃的和未能將其付諸行動的不是同一個人，而是被博弈理論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稱作“分裂的自我”的不同部分。謝林提議我們把自己看成是各個不同的存在：為了得到控制權相互掐架、競爭和討價還價。伊恩·麥克尤恩 （Ian McEwan）回憶起他在寫作最近的小說《太陽系》時的這種狀態(tài)：“在進行重要決策的時候，內(nèi)心可以被看成是一個議會，一個辯論廳。不同的派系之間相互競 爭，短期和長期利益在相互仇視中確立自己的地位。不僅行動被擱置和阻撓，而且有些建議被提出用以掩蓋其他的建議。會議進行得迂回而激烈。”類似地，奧托· 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寫道：“浮士德抱怨他胸中有兩個靈魂，而我胸中藏匿著一群靈魂，并且不斷地爭吵，就像是在一個共和國里面。”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付拖延癥的第一步不是承認你有問題，而是“你”們有問題。
    如果本體是相互競爭的自我的集合，其中的每一個都代表什么呢？簡單地回答就是一個 代表你的短期利益（享受快樂，推遲工作等等），一個代表長期目標。但如果那樣的話，很明顯你將無法做成任何事，代表短期的自我總是會最終獲勝。哲學家唐· 羅斯（Don Ross）提供了一個可信的答案。對羅斯來說，自我的不同部分都是同時在場的，始終相互競爭和討價還價，一個想工作，一個想看電視等等。關鍵在于盡管看電視的自我始終只對看電視感興趣，這一興趣不僅存在于當下而且在于未來。這意味著這是可以討價還價的：現(xiàn)在就工作可以讓你在將來看更多的電視。在他的文章里，拖延是議價過程出了差錯的結果。

    分裂的自我這一概念盡管讓有些人感到困惑，但在實踐中卻非常讓人寬慰，因為你不用再將拖延癥看作是通過努力就可以避免的問題。確實，我們應該依賴約瑟夫·西斯（Joseph Heath）和喬爾·安德森（Joel Anderson）在《時間的小偷》中的文章里稱作"外在意志"的外部的工具和手段來幫助我們想要工作的那一部分自我。它的一個經(jīng)典案例是，尤利西斯決定 讓他的手下將其綁在船桅上。尤利西斯知道當他聽到女妖的歌聲時將無法抑制自己去追趕她們而將船駛向礁石，于是他叫手下的人將他綁起來，那樣就強迫他堅持自己的長期目標。類似地，托馬斯·謝林曾說他愿意為一個沒有電視的房間預付額外的費用。當今，問題賭徒和賭場簽訂合同禁止他們自己進入營業(yè)場所；試圖減肥或完成某項工程的人有時會和朋友打賭，這樣，一旦他們不能兌現(xiàn)承諾，就會輸錢。2008年，教堂山（Chapel Hill, NC）的一個博士生寫了一個軟件，在人們上網(wǎng)8小時后自動斷開網(wǎng)絡連接；這個叫做“自由”的軟件，現(xiàn)在大約有75，000的用戶。

    并不是《時間的小偷》一書中所有的作者都認同對“外在意志”的依賴。馬克·D·懷特（Mark D. White）提出了一個基于康德倫理學的理念論觀點：既然認識到了拖延癥是一種意志的失效，那么我們就應尋求強化我們的意志而不是依賴于會使其繼續(xù)萎縮的外在控制。這不是一項完全沒有成效的任務：很多最近的研究顯示，在某些方面，意志力像肌肉一樣，可以被訓練得更強。這個研究同時也表明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的意志力都是有限的，并且很容易被耗盡。在一個有名的研究中，被實驗者被要求不能碰伸手可及之處的一堆巧克力夾心餅干，他們在完成一項比較復雜的任務的時比那 些被允許吃餅干的人碰到了更大的困難。

    考慮到這個傾向，這也就說得過去為什么我們總是不自覺的地依賴外界的約束來使自己擺脫困境。幾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心理學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來考察對付拖延癥最基本的外部手段之一：截止期限。學生們在一個學期中被要求完成三篇論文，并且有如下兩個選擇：他們要么設置三個獨立的截止期限，要么在學期末將三偏論文一起上交。由于所有的論文都將在期末評分，提早上交論文是沒有額外好處的，而且設置截止期限還有潛在的風險，因為一旦超過了一個截止期就會被扣除相應的分數(shù)。所以較理智的做法是選擇期末一起上交，那樣你仍然可以提早寫作論文，但就算沒能擠出時間也沒有 超期的風險。然而大多數(shù)的學生還是選擇了為每個論文設置不同的截止日期，就因為他們知道否則的話自己不可能擠出時間提早完成論文，那就意味著他們有可能無法在期末上交全部的三篇論文。這是外在意志的實質(zhì)：學生們依賴外部手段去迫使自己做他們實際上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相信自己。

    除了自我捆縛，還有其他避免拖延的方法，大多數(shù)都基于被心理學家稱作任務重組的方法。拖延癥部分是由付出（現(xiàn)在需要做到的）和回報（將來才能得到，但不能保證）之 間的斷裂所驅動的。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縮小兩者之間的距離會有很大幫助。由于截止日期較遠的開放性的任務更容易被推遲而不是受到重視，選擇短期任務， 或者將工程分割為較小的、更明確的任務將會有用。那就是為什么戴維·艾倫（David Allen），關于時間管理的暢銷書《盡管去做——無壓工作的藝術》的作者，著重強調(diào)了分類和界定的重要性：任務越模糊，其所需要的思考越抽象，就越難及時完成。一個德國的研究表明只要引導人們思考一個具體的問題（像如何在銀行開戶），就可以使他們更好地完成工作——就算那是兩樁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另一個減少拖延可能性的方法是減少選擇：人們經(jīng)常因為害怕作出錯誤的選擇而結果一事無成。因此如果各公司都能夠給他們的員工在401(k)退休儲蓄計劃中提供更少的選擇，并將簽訂計劃合同設為默認，那么就會好很多。

 我們很難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所有這些手段從根本上都是關于強加限制和減少選擇，關于自愿地放棄自由。（維克多·雨果會赤身裸體地寫作，讓他的管家把他的衣物藏起來，這樣在他該寫作的時候他就無法外出了。）但在我們急著去克服拖延 癥之前，我們應該想想，有時候我們是否應該留心這樣的沖動。哲學家馬克·金維爾（Mark Kingwell）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寫道：“拖延癥最常緣起于一種有太多事情要做的感覺，于是并沒有哪個方面的事情特別值得去做。在這種著實古怪的不作為的作為之下，是一個更令人不安的疑問：是否那些事情都值得去做。”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我們應該考慮有兩種不同的拖延：那種確確實實的違背最佳判斷的結果，和那種告訴你你所應做的事情本質(zhì)上并沒有多少意義的。拖延者所受到的挑戰(zhàn)，也許也是哲學家們受到的挑戰(zhàn)，是分清哪個是哪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