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zhàn)爭中，有一個人雖在北洋任職，但沒有參加戰(zhàn)爭；自己雖然沒有參加戰(zhàn)爭，但在戰(zhàn)場上浴血奮戰(zhàn)獻出生命的人中，卻有不少是他的同學或學生，這個人就是嚴復。他既在戰(zhàn)局中卻又在戰(zhàn)局外。在局外，他不是一個純粹的旁觀者，他的憤怒、哀號和呼喚，來自真真切切的生命體驗和感受；在局中，他對中國的失敗，北洋的傾覆有深刻的反省，著力尋找這其中的奧秘，并試圖為未來中國搭建一條通道，那就是走進叢林，遵從叢林法則，徹底放棄王道政治，緊緊抓住霸道政治，用力量去說話，而不是用道德示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國人終于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接受了嚴復提供的進化論，此后一百多年，不論中國在政治上發(fā)生怎樣的變化，但中國人始終沒有懷疑壯大自身走上富強，是唯一的憑借和正途。 

從西方到東方：嚴復的困惑與不順 

嚴復之所以在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能夠敏銳地提出這樣的思想主張，而且深刻影響此后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進程，是因為他在那之前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里，孜孜不倦地探究西方走向富強的根源、背景與動力，這為他后來的思想展開準備了基礎和條件。 

嚴復生于1854年，至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剛剛度過不惑之年。他的出生地和早年成長的地方是福建福州，中國東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即便在中原王朝閉關鎖國的年代，那里似乎始終沒有中斷與域外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有時即便這些交流是非法的。 

長達十余年的太平軍混亂被平息后，清廷有條件靜下心來考慮建設與發(fā)展了。閩浙總督左宗棠于1866年6月給清廷上了一個奏折，建議在福州設立船政局，發(fā)展近代海軍；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議。 

沈葆楨接手福州船政事務，立即為“求是堂藝局”組織一次招生考試，嚴復就是在這次考試中以第一名脫穎而出，成為船政學堂的學生。 

這段生活使嚴復第一次走出先前狹小的人際圈子，融入一種社會的集體生活中。更重要的是，船政學堂完全按照西方近代海軍制度進行設置和管理，所學內容重在英語和自然科學，學習方法也不像傳統(tǒng)學問那樣從書本到書本，而是注意實踐，在戰(zhàn)船上練習掌握戰(zhàn)船。所以短短幾年時間，嚴復不僅在生活習慣上有了很大改變，即便在行為方式、思維方式上，也似乎更加傾向于西方化。這應該是一個少年的必然轉變。 

福州船政學堂請有不少西洋教官，然而在中國本土學習西洋文化總是顯得有一層隔膜，要戳破這層隔膜，就必須派遣學生到西方國家去，到人家的土地上直接體驗。1872年，經容閎建議，曾國藩、李鴻章支持，清廷同意選派詹天佑等30名幼童赴美留學。 

緊接著，沈葆楨就以福州船政大臣的名義建議朝廷以幼童赴美成例，派遣福州船政學堂學生分赴英法兩國深造。嚴復被選送至英法兩國繼續(xù)學習海軍。  

嚴復這一批留學生與赴美留學的幼童不同，他們已經在國內接受了十多年的系統(tǒng)教育，英語等語言工具也較幼童更齊備，所以到了歐洲之后并沒有幼童進入美國之后的驚奇和震撼。嚴復這些人只是在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驗證他們先前所學的書本知識是否可靠，探究書本中無法表達的文明精神。 

根據(jù)安排，嚴復進入英國格林尼次海軍學院，學習內容主要是技術層面的，諸如測繪海圖、防守港口、行軍布陣等，對于這些內容，由于嚴復在國內已有相當根基，學起來并不感覺困難。 

在正常的專業(yè)學習之外，嚴復更關注西方社會發(fā)展和政治體制，探究西方究竟在哪些方面與中國不一樣，何以然，見賢思齊，取長補短，也就知道中國應該在哪些方面向西方學習，在哪些方面應該有根本改變。嚴復研究西方文化，到議院觀察議員們怎樣議政，到法庭觀察法官怎樣判案。他漸漸領悟到，西方諸國之所以在短短幾百年走過人類歷史上千年的道路，逐漸富強，公理日伸，其根本點是西方人建立了一個能夠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 

在郭嵩燾等人的格外關照下，嚴復是那一批出國學習海軍的12名學員中唯一沒有到軍艦上實習的人，他節(jié)省下來的這些時間，主要用于補習海軍教官應該知道的學問，以為將來傳授生徒之資。 

1879年暑假，嚴復結束了在格林尼次海軍學院的學業(yè)，于同年9月返回母校福州船政學堂當教習。一年后，奉調至天津參與創(chuàng)辦北洋水師學堂，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 

北洋水師學堂是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于1880年8月19日奏請朝廷創(chuàng)辦的，1881年落成。 

嚴復從福州船政學堂來到了北洋，其實就成了李鴻章的部屬，成了李鴻章的人。 

嚴復在北洋那些年大約對李鴻章有很高的期待，總希望能夠像他的那些福州船政學堂的同學或留學英國的同學一樣，受到李鴻章的關愛栽培與提攜。然而，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十幾年，兢兢業(yè)業(yè)，從教習做到總教習，大約相當于后來的教務長，主管整個學堂的日常事務，但在行政級別上卻一直上不去，在大清官僚體系中只是一個中層官員而已。所以到了甲午戰(zhàn)爭前幾年，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奇怪的現(xiàn)象，對中西學術都有很深研究的嚴復，卻用了大量時間去復讀，先后四次參加科舉考試。 

嚴復為什么執(zhí)著地要考試，要通過考試證明自己呢？這除了他這個“海歸”有學問沒學歷外，其實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在北洋當差不是那么順心，而這一點對他在甲午戰(zhàn)爭后思想演變發(fā)生過非常微妙的作用。 

嚴復在北洋十幾年，自己把自己當成李鴻章的人，在本職工作上似乎沒有什么失誤。問題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像嚴復這樣的小吏升遷不是看工作業(yè)績，更重要的是與領導的關系，而嚴復似乎由于自己的清高和以學識自負，大概與李鴻章的那些門下客處得并不是太好，至少并不太密切，即便李鴻章對嚴復沒有什么負面看法，也不會積極主動提升嚴復的地位。 

李鴻章沒有像重視嚴復的那些海軍同學那樣對待嚴復，據(jù)說也不是什么人從中使壞，而是嚴復自己行為有點失檢。李鴻章平生最痛恨就是吸食鴉片，而嚴復就是好那么一口，且終生不戒。 

性格決定命運。嚴復大概就不是一個當官的命，問題是嚴復總是希望弄個正經的官當當。然而他的性格與官場格格不入，所以他后來除了應付學堂日常事務外，就將許多精力用在讀書上，這大約應了中國古人“無聊便讀書”的宿命。 

走進叢林：西方發(fā)展的動力 

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默默忍受煎熬，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就是味同嚼蠟。 

正當嚴復苦悶無比的時候，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不期而至。這場戰(zhàn)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且完全改變了嚴復的人生道路。 

中日兩國幾乎同時面對西方的壓力，也幾乎同時做出學習西方的反應，只是兩國學習西方的力度不同。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不認為西方近代以來的東西具有絕對的價值，認為那只是西方工業(yè)化的產物，是末而不是本。在根本立足點上，中國不比西方差，中國所缺少的只是末，所以中國從走上現(xiàn)代化道路的那一天開始，就是既要學習西方，又時刻挑剔西方。 

日本則不同。日本過去千年中以中國文明馬首是瞻，從來沒有懷疑過中國文明的價值和有用性，然而面對西方壓力時，日本人發(fā)覺時易世變，先前很靈光的中國文明似乎已經嚴重落伍，無法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zhàn)。于是，日本毫不猶疑地轉 身向西，脫亞入歐，發(fā)誓要在遠東建立一個西方國家。一百多年之后看，日本確實獲得了成功，在遠東建立了一個很西方的國家。 

當然，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日本的西化運動也才只有二十多年的時間。這時的日本離后來意義上的世界化還有很遠的距離，而帶有濃厚的封建和軍事霸權的遺留。日本此時只是相信了西方近代以來的叢林法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此時的日本是世界宴席上的遲到者，它發(fā)覺自己的遲到，不是向大家道歉，而是貪婪地要補上因遲到少吃到的東西，于是日本人在19世紀晚期對土地、資源、市場的期待，要遠比那些老牌資本主義更貪婪，胃口更大。 

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制約著日本的發(fā)展，但其日益增長的野心促使日本向大陸膨脹，而要邁上大陸，就必須征服臺灣和朝鮮半島。從中國的立場看，這是一道天然屏障；但從日本的立場看，那就是阻止日本人登陸的第一島鏈。 

中國海軍在豐島海戰(zhàn)中吃了大虧，損失慘重，緊接著，以淮軍為主體的清軍在朝鮮陸地上幾乎不堪一擊，望風而逃，直奔鴨綠江，跑回國內，日本軍隊一鼓作氣，緊追不舍。待到9月17日，中日兩國海軍又在黃海決戰(zhàn)，鄧世昌、林永升等壯烈殉國，北洋海軍蒙受巨大損失。 

作為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復當然有自己的關切和判斷。根據(jù)隨軍助戰(zhàn)的德國人漢納根提供的情況，他所說北洋軍械局張士珩在戰(zhàn)前不肯給各艦配置足額的彈藥，致使中國戰(zhàn)艦到了對打時，根本不能應手，錯失戰(zhàn)機。 

對于北洋的腐敗，嚴復非常痛心，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表示小人之貽誤軍國大局，真的不可小視。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盜賣軍火，非法得利數(shù)十萬兩贓款，而且更可惡的是，張士珩的買家竟然還是日本人。北洋如此腐敗，焉有不敗之理？ 

嚴復將憤怒的矛頭引向李鴻章。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在戰(zhàn)爭中一再被動，均源于李鴻章用人有誤。最初是聽信武斷獨行的袁世凱，對朝鮮時局、日本謀略，判斷有誤，致使中日不得不訴諸武力；其次，信其婿張佩倫對淮軍內部人際關系的分析，一門心思想讓個聽話的同鄉(xiāng)衛(wèi)汝貴挑大梁，然而衛(wèi)汝貴不僅不積極抗敵，反而貪污軍糧軍餉。待到快要與日軍進行決戰(zhàn)時，衛(wèi)汝貴竟然一路狂奔逃亡沈陽；再次，嚴復認為，李鴻章更不應該重用其外甥張士珩，李鴻章對張士珩的貪婪應該有所了解，這樣重用私人，結果張士珩致使軍火短缺，炮臺皆不足以斃敵。李鴻章以自己一生的勛業(yè)，徇此四五個私人的情面，從而使國家蒙此大難。 

由甲午戰(zhàn)爭的前期失敗，嚴復大約徹底改變了對李鴻章的看法，不再像過去那樣對李鴻章有什么期待。在戰(zhàn)爭進行中，他向陳寶琛提出一個重要建議，希望陳寶琛致信張之洞，勸其抓緊籌款，盡量多地向西方國家訂購軍火，以便北洋不支，張之洞能夠迅速取代李鴻章，掌控大局，挽回頹勢。嚴復由憤怒轉為失望，由失望開始為國家也為自己尋找退路，準備離開北洋，轉投南洋，追隨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 

當戰(zhàn)爭依然在持續(xù)進行，嚴復對戰(zhàn)爭及其相關事務的演變發(fā)展依然給予密切關注，并隨時給予點評，只是這種點評并不公開，只是在朋友圈中說說而已。 

嚴復認為，中日戰(zhàn)爭發(fā)展到今天這種樣子，已經遠遠超出最初的預料，平壤潰敗后，東三省已成無險可扼之區(qū)?，F(xiàn)在東三省將失，門戶蕩然，京師一無可恃，從各省征集來的新兵毫無訓練，與原有的八旗、綠營一樣，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這簡直就是拿戰(zhàn)爭當兒戲。 

對于朝廷的動向，嚴復高度關注，但很少認同。嚴復指出，朝廷在戰(zhàn)爭尚未 發(fā)動時，一味聽從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zhàn)言論，因而一再責備李鴻章不積極備戰(zhàn)，一味主和；現(xiàn)在到了不得不和的時候，朝廷又顯得驚慌失措。根據(jù)嚴復的看法，局勢之所以弄到現(xiàn)在這樣尷尬的局面，主要在于朝廷君臣上下平時對洋務、外交絕不留意，致使臨事之頃，如瞽人墜窨井，茫然沒有頭緒不知出處何在。中國之所以在這場戰(zhàn)爭中處處被動，不是日本人智慧高超，手段狡猾，實為中國人謀之不臧，既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又錯誤地制定了計劃。戰(zhàn)爭爆發(fā)后，朝廷又是一錯再錯，所用必非人，所為必非事。而朝廷內部那些空談高論的人尤其可笑，他們一再彈劾李鴻章，捕風捉影，無一語中其要害。結果這就使李鴻章更加蔑視天下之無人，推諉挾制，已經沒有任何辦法對其約束了，李鴻章從此成為朝廷的真正主宰，謂戰(zhàn)固我戰(zhàn)，和亦我和?，F(xiàn)在戰(zhàn)爭愈不可收拾，而李鴻章之意氣愈益發(fā)舒，愈覺得自己了不起。這在嚴復看來，才是中國的真正悲劇。一場甲午戰(zhàn)爭，徹底改變了嚴復對李鴻章的看法，大約由此亦就注定了其后來的思想進路。 

嚴復比較獨特的言論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引起了相當反響。10月3日中午，李鴻章的翻譯兼機要秘書，也是嚴復的老同學羅豐祿專門跑來談時事，表示想聽聽嚴復對于時局變動的看法。嚴復說話毫不掩飾，認為在目前情形下，最大的要著就是“治標”，就是救急。他表示，假如他位于一省督撫的話，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借洋債，募洋將，購洋械，想方設法打敗日本，至少也要盡最大限度減少中國的損失。 

對于嚴復的這些說法，羅豐祿表示認同，但馬上又說，如果真的這樣做，也非李鴻章莫屬。 

與羅豐祿的判斷似乎不一樣，或者根本相反。嚴復認為，李鴻章表面上看是洋務新政的領導者，其實他的洋務新政，是不求洋務真才，借洋債則洋人不信，募洋將則對這些洋將的能力根本不知，購洋械則被各種各樣的貪官污吏從中侵蝕，所以他們即便能夠有救急治標之心，也無挽救危局拯救中國的能力和條件。 

戰(zhàn)場的連續(xù)潰敗使朝廷驚慌失措，失敗主義思想在朝野持續(xù)蔓延。許多人認為中國軍隊特別是北洋海軍既然這樣不堪一擊，大清國指望著北洋海軍重振雄風似乎毫無希望，既然遲早都會失敗，遲早都要議和，那就不如早和，及時止損，寧愿現(xiàn)在吃點虧，事后認真振作，或許還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對于這種失敗主義情緒，嚴復給予嚴厲駁斥，以為所謂事后認真振作的想法不外乎茍延殘喘、偷活草間而已。事后振作，恐必難期。中國吃虧根本不是從現(xiàn)在開始的，中國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錯誤的路徑。嚴復認同這樣的看法：后病深于前病，后者不及前者。這就是中國目前的困境。由此，嚴復不自覺地想到易代更革之事，想到或許還有更危險的事情發(fā)生，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難道就此發(fā)生根本轉折，四千余年文化傳統(tǒng)難道就此掃地以盡？嚴復的困惑越來越嚴重。 

他意識到自己無法繼續(xù)在北洋待下去，準備棄北洋而轉投南洋。 

隨著戰(zhàn)局的發(fā)展，嚴復對李鴻章的批評也越來越嚴厲。10月25日，日軍第一軍敗宋慶所部劉盛休軍，占安東九連 城。宋慶率部退守鳳凰城，劉盛休所部敗走岫巖，鳳凰城無險可守。三天后，中國軍隊繼續(xù)敗退，日軍不攻而占鳳凰城。11月6日，日軍第二軍相繼攻陷金州、復州。 

日軍連戰(zhàn)告捷，中國軍隊步步退守，旅順不守。中國大局到了11月初，實際上已經岌岌可危。 

嚴復認為，自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來，中國的問題日漸暴露，所練軍隊基本上不能用于實戰(zhàn)；要說半年來的戰(zhàn)績，大半皆坐失先著，綢繆之不講，調度之乖方，李鴻章真的是無法辭其咎。 

但是對于那些乘機彈劾李鴻章的人，嚴復也無法認同。11月7日，他在友人處得見10月5日張謇、文廷式等科道諸公彈劾李鴻章的一份奏折，大致說日本不足為中國患，事勢危殆，皆因李鴻章昏庸驕蹇，喪心誤國，若將李鴻章罷免轉而提升湘楚諸人若劉坤一，則中日之戰(zhàn)局必然發(fā)生根本轉變。對于這樣一種盲目的樂觀，嚴復的看法是，朝廷怎樣處置李鴻章，可能都不算過，而張謇和文廷式這樣的指責則不足以服其心，且劉坤一真的取代李鴻章負起戰(zhàn)爭全局的責任，可能還不如李鴻章，其結果不足以夷大難，徒增一曹人獻丑而已。 

在嚴復看來，根源不在軍事布局和謀略，而在制度在用人，國家多年來習慣了用舊方法舊手段提拔人才，而絕不留神濟事之才，在很多情況下和很大程度上，朝廷實行的是一種逆淘汰的人才選拔機制，徒以高爵重柄分授庸奴，而那些擁有真才實學真本事的人，可能因不跑官、不買官、不鬧官等原因而淪落草野或民間。于是，當戰(zhàn)爭爆發(fā)了，環(huán)顧朝野上下，朝廷內外，二十二個行省無一可用之人，以此亡國，誰曰不宜？中國出路究竟何在？嚴復還是把所有期望都壓在張之洞身上，以為張之洞有總督兩江之命，力完氣新，極足有為，果其措施得宜，則或許是中國的未來希望，只是張之洞此時也必須謹慎從事，拼命踏踏實實做去，或有望頭，不然隨風而靡，又是一個過路人。 

正反兩面觀察“叢林法則” 

嚴復在關注戰(zhàn)局、關注朝廷動向的同時，更多地關注怎樣從根本上重建中國體制，彌補中國文化的缺陷，重構一個新文明，尋找一條走向世界的坦途。到了1894年11月初，當中國轉向與日本求和后，嚴復逐漸放棄對日常事務的關注，拿出更多時間閱讀西洋書籍，有了不少新鮮感受和認識，日趨覺得世間唯有此種是真實事業(yè)。嚴復的初步判斷是，西人篤實，不尚夸張，而中國人非深通其文字者，是很難弄明白西學精華的，且西學講究馴實，不尚空談，不可頓悟，要想將這些學問弄明白，必須下狠工夫，秩序以進，層累階級，而后以通其微。于是，嚴復在甲午戰(zhàn)爭的強烈刺激下，轉身向西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并以 西學為根據(jù)作獅子吼，喚醒國人。 

有了這樣的想法，嚴復就少了許多顧忌，而且他雖然人還在北洋，但其心思早已轉向南洋；他雖然還是李鴻章的部屬，但已經能夠更加大膽地批評李鴻章，張之洞可能已經對嚴復有所表示，只是正式的手續(xù)還沒有來得及辦理而已，所以他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大膽放言高論，不經意成就了一個名震全國的意見領袖。 

1895年2月4日，嚴復在天津《直報》開始連載發(fā)表他畢生第一篇政論文章《論世變之亟》，探討中國在經歷了三十年洋務發(fā)展，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國家動員能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后，為什么不僅沒有打敗東鄰日本這個小島國，反而被其所制。 

嚴復認為，中日之戰(zhàn)對中國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說是自秦朝以來中國歷史的大轉折大轉變，這個轉變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嚴復表示并不知道，但他愿意推測的是，這個轉變其實就是中國冥冥之中不可捉摸的“運會”。所以說中日此次構難，究其由來，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演變，而是由來已久，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必然結果。 

根據(jù)嚴復的看法，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失敗，最主要原因是中國人的思想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在過去或許是有效的，但當面對西方文化沖擊時，則顯得力道不夠，著力點不同，因而結果也就不一樣。嚴復曾明白指出，中西文化有著顯著不同，其最大者，莫過于中國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勝古；中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方人則以日進無疆，既勝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治教化之極則。由于嚴復對中西學術都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所以他可能是近代中國最早將中西文化進行對比研究的先驅。他的這些價值判斷正確與否當然還可以繼續(xù)討論，但其將中西文化視為相對的兩個極端，可能還是開啟了后來的一系列討論。 

中西文明的差別是一個客觀存在，當中西并不交通或者說交通并不緊密的時候，人們并不能看出其問題。然而到了近代，到了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的時候，中西之間在文化上的差異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調適，就極有可能影響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已有很多年了，從1840年起算，中西之間的交流也有半個多世紀了，由于中國人始終有被打敗的悲情，中國人并沒有很好地認識到西方文明的長處和弱點，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實際上都是似是而非，并不能切中西學的根本精神。嚴復指出，與中國人討論西方政治，常常苦于難言其真。由于中國人存彼我之見，不察事實，輒言中國為禮儀之邦，西方為野蠻未開化之區(qū)。這顯然是一種文化偏見，是一種文明自大和傲慢。其實，說到底，又是一種文化自卑，因為總是擔心別人瞧不起自己，所以自己給自己鼓勁，或者像魯迅后來所描述的那樣，是一種文化上的自慰。 

按照嚴復的看法，中國在過去幾十年沒有看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本質，是一種悲情遮蔽了中國人的眼睛，錯誤地認為西方文明的強大就是其物質文明的超前，只是西方人較中國人更會算計，更為機巧而已。而在精神層面上，西方人還是過去那些等待中國教化的夷狄。嚴復強調，這種看法只看到了西方強大這種表象，不知這只是形而下之粗跡，即便西方在科學上怎樣進步，怎樣精致，這依然不是西方文明的本質和命脈所在。西方文明的命脈，簡單而言就是：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政刑則屈己以為公。 

嚴復指出，西方人所信奉的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政刑則屈己以為公，其最初起點與中國人的道理并無二致，中國人也是這樣說這樣做。差別只是西洋人按照這兩條去做，往往通行無阻，而中國人總是不能堅持到底。我們不能說中國人在學術上黜真而崇偽，在政刑上屈公以為私，但在事實上，中國人在學術上似乎從來缺少一種求真的追求，在政治法律上也從來沒有像西方人那樣從制度層面遏制人的私欲、貪欲。對于這樣一種差異，嚴復也有一個簡單明了的判斷，就是自由不自由決定了兩者之間的差異。  

自由是西方社會發(fā)展進步的根本要義，也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的根本滯礙。嚴復指出，不管中國古圣人為中國社會發(fā)展做出多少貢獻，但都必須指出這些圣人從來就沒有告訴中國人最值得珍視的東西就是自由二字。中國圣賢對于自由二字深懷恐懼，未嘗以此去啟發(fā)教育自己的國民；而西方人則堅信自由是每一個人的權利，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而且嚴格禁止對他人自由予以任何侵害。侵人自由者，總是被視為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竊侵蝕他人財物者，都屬于侵害他人自由。所以，在西方國家，即便貴為天子，也不能隨便侵害百姓自由。西方法律之設，其主旨就是要防止侵害他人權利的事件發(fā)生。 

按照嚴復的分析，中國傳統(tǒng)道理中也不能說沒有與西方自由理念相類似或相近似的概念，最接近的概念大約就是儒家倫理所說的恕，或者說絜矩。當然，嚴復格外強調，不論是恕，還是絜矩，只能說與西方人的自由理念大致相近有所相似，如果說完全相同，可以對譯，那顯然是不對的。因為，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方人所說的自由，則于及物之中，而實包含有“我”的意思。自由既異，于是群異從然而生，于是看出中西道理的重大分野或區(qū)別： 

中國人最重三綱，而西方人首明平等； 

中國親親，西方人尚賢； 

中國以孝治天下，西方人以平等治天下； 

中國尊主，西方人隆民； 

中國貴一道而同風，什么東西都要天下一致，西方人喜黨居而州處，充分尊重個性尊重不同； 

中國多忌諱，很少發(fā)表不同看法，西方人眾譏評，總是有不同看法才發(fā)言。 

即便在經濟生活層面，中西之間的差別也非常明顯： 

中國重節(jié)流，西人重開源； 

中國追淳樸，西人求歡虞。 

在接人待物方面： 

中國美謙屈，抑制個性，盡量不出頭，西方人務發(fā)舒，最大限度張揚個性； 

中國尚節(jié)文，講究繁文縟節(jié)，西方人樂簡易，不愿玩那些虛的東西假招子。 

至于在學術上，中西差別也非常大： 

中國夸多識，贊美記憶，贊美博學；西方尊新知，強調創(chuàng)造，鼓勵創(chuàng)新。 

其與災禍，中西不同在于： 

中國委天數(shù)，總是將人為失誤歸于天災，怪罪天不佑我中華；西方人恃人力，總是將天災視為人力尚未達到，但并不是永遠不能達到，所以西方人總是要與自然爭高低。 

嚴復的這些分析，或許也有不那么嚴謹和可信之處，但是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差別并沒有因為中國在世界一體化上邁出一系列重要步伐而縮小、而改變，更不要說扭轉了。差別當然并不意味著優(yōu)劣，但在一個憑借實力說話的叢林世界，力量就是一切。 

基于對中西文明差異的認識，嚴復在《論世變之亟》中格外告誡中國人，無論如何不能再用傳統(tǒng)中國的夷狄眼光去看待西方，今天的夷狄不僅不是過去的夷狄，而且他們可能還代表著人類進步的大方向，中國應該老老實實、恭恭敬敬地學習西方，這樣才能克服中國在重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尷尬和不適，轉禍而為福，建設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強大國家。嚴復強調，生當今日世界，不能看清西洋富強的效用，那真是一個瞎子；假如認為中國可以不講富強，可以安于貧困，那更是一個渾人。而要講富強，還去強調中體，強調西用，擔心西洋之術對中國的負面作 用，這實際上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胡說。嚴復指出，西洋之術只是西方人的創(chuàng)造，并不是西方人的私有，而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可以借用這些東西尋求富強走向富強。一百年多的歷史反復證明嚴復的判斷，可是中國人就是在這一百多年間總是耍小聰明，抄近道走遠路，總想超越，總想保留特色，結果是不中不西不倫不類，依然被西方遠遠拋在后面。這不能怪中國人沒有認識到，而應怪近代中國的政治家太聰明，太自以為是。 

基于甲午戰(zhàn)敗的強烈刺激，嚴復在發(fā)表了《論世變之亟》之后，連續(xù)發(fā)表一系列文章，猛烈抨擊中國舊傳統(tǒng)，評判中國舊文化，呼喚維新，呼喚救國，為中國搭建一條通往富強文明的康莊大道，那就是嚴復獨具思想創(chuàng)造的“三民”主義，即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 

嚴復三民主義的提出，主要見于其《原強》，其理論上的依據(jù)，就是西方近代的格致新理，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尤其是斯賓塞的群學即社會達爾文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論嚴譯《天演論》開始于哪一年，但從思想史的意義上進行觀察，當嚴復1895年發(fā)表《原強》時，其實已經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已經在考慮借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去拯救中國了。 

在嚴復看來，中國的問題雖然千頭萬緒，但是歸根結底只是一個“人”的問題。人才短缺是問題的根本與關鍵。中國如果繼續(xù)先前的思路，求人才于有位之人，那無異于緣木以求魚。 

過去的中國如果朝廷無有用之人，或許能夠從草莽中求到，或許有人才有將帥遺留在民間?，F(xiàn)在的中國，久已不同于往昔，不僅是朝中無人，即便是草莽原野，也已無可征可用之才了。何以如此，在嚴復看來，主要是時移世異，先前中國讀書人所追求的孔孟之道、禮儀之治，已經嚴重不合于現(xiàn)在中國的時事需求了。即便在戰(zhàn)場上，過去冷兵器時代的許多戰(zhàn)法早被淘汰，而清廷依然以這種東西訓練士兵、要求將帥，焉有不敗之理。更可悲的是，與西方近代國家相比，我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氣已困，雖有圣人復出用世，沒有數(shù)十年上百年上下同德，克服痼疾，學習西方，從基礎做起，也無法保證中國能夠在后起條件下趕上西方，與世界同步。歲月悠悠，四鄰眈眈，中國再稍微耽擱，恐怕也就要步印度、波蘭等后塵，亡國滅種，成為西方殖民地。 

在許多人看來，嚴復的描寫或許夸大了中國的危機，但在嚴復看來，這種看法本身就是井底之蛙，不知外部情形，嚴復之所以有這樣的危機意識，是因為他從世界眼光、全球視野去觀察中國處境，當許多中國人還繼續(xù)陶醉在昔日輝煌時，嚴復就看到了中國與西方日益擴大的差距。他指出，今日的西方，遠不是過去的夷狄，這不是西方國家積累了多少財富，練了多少強兵，而是西方國家建立了一套良性制度，自其自由平等觀之，西方國家則不像中國有那么多忌諱、煩苛與壅敝，西方人在一種良性政治體制下，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君民猶如聯(lián)為一體，上下同心，君民一致，因而也就形成戰(zhàn)無不勝的團體力量，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未或失節(jié)，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百姓不以為煩，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近代國家建立了一套制度，有一套完整的辦事規(guī)則。 

嚴復強調，西方國家建立了這套制度和辦事規(guī)則，也不是圣人制作憑空 想象，而是基于一種學術的考量，有學理上的依據(jù)。而西方近代學術，一一求之實事實理，層累階級，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推求其故，嚴復認為西方學術的根基，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中國社會如果不能接納吸收，不能建造與西方社會一樣或者說相近的社會形態(tài)，那么怎能指望中國有辦法有可能與西方在同一競技場上分出勝負呢？這就是斯賓塞社會有機體理論的精華，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原則。 

基于這個原則，嚴復認為當時的中國不能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必須標本兼治，上下其手：不治其標，則無以救目前之潰敗；不治其本，則雖治其標，而不久亦將自廢。這就是嚴復標本兼治的基本看法。 

標是什么呢？嚴復認為，就是收大權，練軍實，如俄國那樣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和強大的軍隊。至于其本，就是民智、民力和民德。他的判斷和推理是，果使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這就是叢林法則，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至于在民德、民智和民力這三者之中，嚴復認為要分出輕重緩急，而民智為最急。所謂富強，不外乎就是利民，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這更多的時候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人民，而必自民自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簡單說來，就是中國人只有實現(xiàn)了自治，才能獲取自由；只有獲取了自由，才能實現(xiàn)自利；只有實現(xiàn)了自利，才能使國家走向富強，使國家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使人民成為正常的人民，才不會被西方人視為異類視為怪物。 

基于這種思想認識，嚴復在發(fā)表《原強》之后，又發(fā)表了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戰(zhàn)斗檄文即《辟韓》，對傳統(tǒng)中國知識人高度崇拜的中古圣人韓愈給予嚴厲批判，以為韓愈所宣揚的圣人觀、君主觀、臣民觀等，從現(xiàn)代學術立場看，都是違反人性違反人倫，是一種非道德的觀念，也是一種嚴重阻礙社會進步的思想主張，不合乎近代政治的自由平等理念，是一種愚民政治。嚴復認為，君主的設立只是社會發(fā)展中一個不得已的措施，因為在一個社會中，總是會發(fā)生相互欺詐，相互掠奪之類的事情，而一般百姓雖然是社會產品的直接生產者，但他們的個體力量不足以抵御外來掠奪和欺詐，于是人們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為君。其意不外乎就是讓這些君主出面保護這些百姓平和的生產、平和的生活，是人們選擇了君主，用勞動養(yǎng)活了君主，而不是相反。 

在嚴復看來，西方近代國家不斷走上強盛，主要在于西方社會逐漸尊重人民的選擇，其民尊且貴；而中國社會之所以不斷走向衰微，主要也就在于中國社會太不尊重人民的選擇和尊嚴，中國之民，其卑且賤。那么用這樣不同的兩群人去打仗，其結果不言而喻，西方人為公產公利而戰(zhàn)，中國人為其主而斗。驅趕一群奴隸去和貴人決斗，那怎能不望風披靡，一潰千里呢？中國之所以在甲午戰(zhàn)爭中一敗涂地，其根源就在于一般中國人不知為誰、為何而戰(zhàn)。 

中國人的奴隸性是漸漸養(yǎng)成的，在此過程中，以八股文為主要特征和主要內容的科舉教育體制又是近代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嚴復根據(jù)自己的切身體驗，在稍后發(fā)表的《救亡決論》中明白表示，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然則要變法，那么究竟從哪里著手呢？曰莫急于廢八股。嚴復指出，不是說八股本身害了國家害了朝廷，而是八股盛行使天下無人才。八股之害，歸納有這幾個方面：一是錮智慧，二是壞心術，三是滋游手。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這三條中的任何一條，差不多都要亡國，而中國竟然三者兼有，那真是一個奇跡，所以近代中國逐漸走向衰落走向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今天要救國要救亡，第一步就應該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這就是嚴復在甲午戰(zhàn)爭后得出的結論。 

嚴復的這些看法在1895年的中國思想界無疑是震天驚雷，引發(fā)國人對傳統(tǒng)對科舉制度的懷疑和思考，許多對中國未來充滿關愛的讀書人慢慢意識到，嚴復對中國文明的批判，對西洋文明的推崇可能是對的，現(xiàn)在的中國所面對的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東西洋各國已經完成他們最原始的資本積累，需要外部市場，中國必然成為爭逐的獵物。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只有遵循優(yōu)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暫時放棄中國人的王道理想，走向富強，用“力”而不是“理”去和東西洋各國說話。這一點對后來中國影響太大了，以至于嚴復本人稍后都覺得自己的這些說法是不是有點太過了，是不是離開人類應該遵守的一些底線太遠了。所以他在后來很長時間似乎有點悔意，在翻譯出版《天演論》之后，很快轉而翻譯近代西方各個領域中的學術名著比如《原富》、《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等，期待給中國人一個全面的理解，希望告訴中國人，“王道政治”雖說對于近代中國可能稍微有點奢侈，可以暫時不說，但是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一樣，在解決了最基本的物質生存條件之后，還是要講點王道講點正義講點儒家倫理。我們看到進入20世紀之后的嚴復，不是繼續(xù)引領中國往前走，反而給人的感覺越來越保守。革命了，嚴復說革命不合乎中國，最好的選擇是君主立憲；共和了，嚴復說，共和并不意味著應該放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儒家倫理，即便西方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也會放棄其殺人利己的狹隘思想，重回儒家王道。隨著年齡的增長，嚴復越來越喋喋不休地談論中國傳統(tǒng)和東方文明的現(xiàn)代價值，期待人們對他先前推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有個比較柔性的理解和全面認識。 

Via global-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