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佳瑋

一專欄。
　　
　　
　　貝多芬曾經(jīng)魯莽而天真，說他已經(jīng)有經(jīng)濟上的自由。如果有朋友來求他相助，他只要略寫幾首曲子，換來金幣，就能解朋友的燃眉之急。他對了一半，19世紀開始，世界的確多了一批自由創(chuàng)作的藝術家，不必像巴赫當年服務于主人，想換個東家，還要坐一個月牢。1815年在維也納，貝多芬聲名極盛時，說他自己高傲的“任王族們追逐”，那時他尊嚴無比，的確不必再摧眉折腰。他錯的是，藝術家并不因此而大富大貴。實際上，在他晚年，維也納沉迷于羅西尼歌劇時，貝多芬的日子并不那么好過。
　　
　　有些藝術家很幸運，生于富貴人家，終身不必煩惱。比如門德爾松，小時候就能和歌德為伴。比如托爾斯泰，自己是伯爵，可以撒開寫小說，還能拿田莊搞試驗玩。納蘭性德是相國公子，李煜和宋徽宗是天子貴胄，這都不在話下了。司馬相如早年窮，但自從傍上了漢武帝，成了御用文人，就此也富貴騰達，于是陳皇后肯出千金，請他做《長門賦》。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都是被教皇看中要求修陵墓的，魯本斯也凡代克也是常跟教皇、英國國王一流人物打交道。一言而蔽之：他們都不用特意和勞動人民打交道，掛靠著宮廷，自然有收入。蘇軾這一流人物，做官自有俸祿，不靠稿費養(yǎng)活。王維是能住得起別墅、修佛的居士，但也是因為會畫畫通音律，和王族公主們走得近，不是靠出詩集攢錢。真靠稿費實打實過日子的，也就是柳永這種白衣卿相，所謂“天下有井水處，皆歌柳詞”，這受歡迎度程度遠超過林夕和方文山了——可是并不因此富貴。事實很殘酷：以民間為主要經(jīng)濟來源的畫家如倫勃朗、維米爾們，大多受窮；掛靠宮廷、為王族夫人們畫像的布歇和委拉斯凱茲們，才掙得了錢過好日子。
　　
　　19世紀之后，傳統(tǒng)王室和教會勢力凋零，不只是如中學歷史課本所說，“打倒了萬惡的封建主”，其實也順便窮了一代人。凡高、高更這樣的民間藝人，就只能曲高和寡；波德萊爾詩名幾乎冠絕19世紀法國，但生前攏共賺過的稿費也就是三萬五千法郎。當然也有混得好的：羅西尼寫歌劇到三十來歲，富貴無匹，然后就快活過下半輩子了；大仲馬寫完《基督山伯爵》后，每年稿費已經(jīng)超過二十萬法郎。用今日眼光看，前者是金牌肥皂劇大師+流行樂制作人，后者是銷售榜冠軍報紙連載王。當然，壞處是會被嚴肅界的諸位大師瞧不起。但瓦格納對此看得很通透：他幾乎不擇手段的把自己的偉大作品搬上舞臺，使自己奠定了史上歌劇之王，然后不管世界如何抨擊他的人品，自顧自享樂：“我要在活著時就享受一切，才不要像你們的巴赫大師那樣過苦日子呢！”
　　
　　1912年，普魯斯特把《追憶似水年華》的前三部交給出版商時，遭遇了一片撥浪鼓似的搖頭。偉大的紀德——距離他當選諾貝爾文學獎還有35年——沒肯推薦出版這本小說。阿爾弗雷德·安布羅代表所有出版商提了個問題：“為什么開頭三十頁都在說自己睡不著覺？”——所以小說的第一部《在斯萬家那邊》初版，是普魯斯特自掏腰包。之后的轉折點是：雅克·里維埃爾大力推薦，引發(fā)熱烈評論；紀德展示風度的道歉。直到六年后，第二部《在少女身旁》出版后拿到龔古爾獎，形勢才完全逆轉——當然，當屆龔古爾得獎前后另有許多爭議風波公案，那是另一回事了。作為對比，DH勞倫斯沒普魯斯特那么闊。1921年的小說《虹》被查禁后，日子艱難，得靠給報刊爬格子掙錢。后來他寫出《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前，已經(jīng)隱約感覺到前景危險，所以和他的意大利出版商玩了個小手段：先受了近千英鎊的預付款，自己印出私人版本，然后往外賣。
　　
　　中國的書畫家，門檻更高些。因為書畫一體，寒門士子玩不起琴棋書畫，所以窮讀書人多，留得下詩詞文章書畫的人，大半窮不到哪去——曹雪芹晚年夠窮了，可也是生在錦衣玉食堆里的，要不然賈寶玉那些吃喝穿戴，如何信手拈來？畫家們通常若不是張擇端、梁楷這些和宮廷打上關系，就是蘇軾、黃庭堅之類有官職的，又或是祖上有些錢，不拘生計。趙孟頫是王室公子，所以書畫甜潤，可以開元朝一代風氣；王蒙是他外孫，世家淵源；倪瓚家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有哥哥撐腰，無憂無慮，只要高興畫畫就行。明四家的里沈周，算是很平民的人物了，但曾祖父跟王蒙稱兄道弟，父親又是畫家杜瓊的弟子，又是家學淵源。清朝的名才子如袁枚和揚州八怪的一些人，或者做官，或者就得靠和某員外、某鹽商、某大人打好關系，得一些資助，才撐得下去。
　　
　　哪位說了，大師們只要學羅西尼、大仲馬，創(chuàng)作些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就能過好日子的，并不難?。?mdash;—可是人民的品位著實不易把握。納博科夫以貴族出身，20世紀30年代在柏林僑居期間已經(jīng)有了文名，但小說不太賣錢；納博科夫邊在美國教書，邊乘假期間隙完成了《洛麗塔》——用他自己的說法，與妻子薇拉出門捕蝴蝶的雨夜，他就在車里寫小說——但在出版上遭遇了難題。維京公司拒絕了?！都~約客》拒絕了。連續(xù)被四家出版方拒絕后，納博科夫只好往歐洲大陸找門路。1954年，法國的奧林匹亞公司過來接了手。問題是：奧林匹亞公司是家既出版先鋒小說、也出版色情文學的地方。1955年9月《洛麗塔》在歐洲出版，然后就是1956年初的事情：英國卓越的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和約翰·高登打上了擂臺。前者認為《洛麗塔》是神作，后者認為《洛麗塔》是毫無節(jié)制的色情書。在爭吵、謾罵、美國市場拒絕這本書的傳說、走私一本《洛麗塔》要20美元等推波助瀾之下，《洛麗塔》莫名其妙的，或者說，神奇的，成為了暢銷書。納博科夫終于可以放棄大學教書，放心捉蝴蝶了。當然，這里有命運玩笑的成分：20世紀30年代，他在歐洲寫了如此之多的好小說，卻只是得了“僑民里的托爾斯泰”之名而不暢銷；偏是去了美國，才在歐洲成名；而且此后，他這樣高傲、博學、嚴肅的小說家，卻得一次又一次的重復：《洛麗塔》是本嚴肅的小說，而非色情讀物。相對的，艾略特寫出不世神作《荒原》后依然很窮，只能繼續(xù)在銀行工作，以至于海明威和龐德20世紀20年代要募捐基金，“把艾略特拯救出來，讓他寫詩！”
　　
　　還是回到貝多芬。實際上，一直認為自己能夠自由的貝多芬，其實最穩(wěn)定的經(jīng)濟來源，依然是身為貴族的魯?shù)婪虼蠊?mdash;—也就是《大公三重奏》致敬的那位先生。事實是，人民的趣味既叵測多變，大師的傲骨又不能當飯吃，如果不是先天富，又沒趕上商業(yè)化的好時候，最可靠的，真還得是腐朽反動的封建貴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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