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之所以選擇這個主題來演講是因為當前關于政治和政治理論的討論往往缺少對心理學的關注。經(jīng)濟現(xiàn)狀、人口統(tǒng)計、憲法組織，以及其他東西是很容易展現(xiàn)出來的。在朝鮮戰(zhàn)爭開始之際，要說清楚韓國有多少人，朝鮮有多少人沒有任何困難。如果你在這些書里面翻翻，你可以很輕松的弄清雙方的軍隊數(shù)目、人均收入。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朝鮮人到底是什么樣的，朝鮮半島南北兩國的居民是否有什么顯著的區(qū)別；他們各自想要什么樣的生活，他們的不滿，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恐懼又是什么；簡而言之，他們的各自動機何在；你就是把這些書翻遍，也是徒勞一場。因此，你無法得知韓國的居民到底是盼著聯(lián)合國介入，還是更想北方的兄弟來完成統(tǒng)一。同樣，你也猜不到他們到底會不會為了擁有投票權，投那些他從來沒聽說過的政治家，而放棄土地改革的訴求。這些問題往往被那些高居廟堂之上的大人物忽視了，從而錯失民心。如果要讓政治變得科學化，這些事情不再令人吃驚，那么我們的政治考量就必須深入到人類行為的根本出發(fā)點。各種政治口號蘊含的內在渴望有多大影響力？在一個人能或者不能吃飽飯的時候，它們的鼓動效果一樣大嗎？如果一個人給你一張選票，而另一個人給你一塊面包，你會在餓到什么程度的時候還會堅持要選票？這些問題很少有人深入考慮。然而，讓我們暫且拋開有關朝鮮的事，且從整個人類的角度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所有人的行為都被欲望驅動著。然后有些熱心的道德家卻異想天開，以為靠責任和道德原則，就可以對抗欲望。我之所以說這是異想天開，不是因為從來沒有人表現(xiàn)的很有責任，而是因為如果不是一個人渴望表現(xiàn)的有責任心，則責任一詞對他毫無意義。如果你想知道一個人會做什么，你不僅要大致了解他所處的物質環(huán)境，更要清楚他整個的欲望和想法，以及它們的強弱對比。

有一些欲望，雖然很強烈，但通常并沒有多大政治上的重要性。大部分的男人在生命中的某些階段會渴望結婚，但通常他們不需要采取什么政治行動，就能滿足這個愿望。當然，也有些例外。羅馬人搶掠薩賓族婦女就是最好的例子。澳大利亞北部的發(fā)展嚴重受阻，也是源于本來應該去北部開荒拓土的年輕男子不喜歡自己和女性社會隔離。但這些例子都是少數(shù)。一般來說，男人和女人在結婚方面的事在政治上影響甚微。

在政治上影響力巨大的欲望可以劃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層次來自于對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住所、衣服。當這些東西變得稀缺時，為了生存下來，人們會不遺余力的獲取它們，甚至付諸暴力也在所不惜。研究早期人類歷史的學者表明，阿拉伯半島上四次不同時期的干旱，造成了大量人口外流，給周圍地區(qū)的政治、文化、宗教帶來深遠影響。這四次中的最后一次遷徙事件，造就了伊斯蘭教的興起。日耳曼部族從俄羅斯的南部漸漸擴散到英格蘭，最后到舊金山，也是出于相同的動機。不用懷疑人類對食物的需求，從前及現(xiàn)在，一直是重大政治事件的一個主要原因。

但是人們區(qū)別于其他動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jié)在于他有欲望。那種欲望可謂之私人的，能夠永不滿足，甚至讓他即使在天堂，也還會永不停歇。蟒蛇吃飽了之后就去睡覺，直到需要下一次進食才再醒來。而人類，絕大部分并不如此。過去習慣了節(jié)儉生活的阿拉伯人在一度得到了西羅馬帝國的巨大財富后，定居在奢侈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宮殿里，他們并沒有因此而變得懶散起來。饑餓不再成為一種動力，只要輕輕一點頭希臘的奴隸就會供上極精致的食物。但是其他欲望讓他們保持積極，尤其是可標簽于這四種：占有、競爭、虛榮以及對權力的熱愛。

占有欲——想要占有盡可能多的財產(chǎn)以及有財產(chǎn)的標志，我想它的動機是出于恐懼心理和對必需品渴望心理的交雜。我曾經(jīng)像朋友一樣招待過兩個從愛沙尼亞來，好不容易才從大饑荒中逃難出來的小女孩。她們生活在我家，自然不愁吃喝。但是他們一有空就溜到鄰近的農(nóng)場去偷土豆儲藏起來。洛克菲勒的童年有過非常窮的體驗，所以他成年之后依然保持著節(jié)儉的習慣。與此相同，阿拉伯的酋長在他們柔軟光滑的拜占庭會議室，還是不能忘記沙漠，依然儲存著實際上不可能花完的財富。但是任何一種對于占有欲的心理分析，都不能不承認前段所述的是其中非常大的一項動機，尤其是對于那些擁有巨大權力的人來說。因為前文說過，它是人類無窮動機之一。盡管你可以得到很多了，但你永遠會想要得到更多。心滿意足是一個不可能實現(xiàn)的夢想。

但是占有欲，雖然是資本主義系統(tǒng)下的主要發(fā)動機，但并不意味著是出于克服饑餓而產(chǎn)生的最大動機。相互競爭的動機遠超于此。穆斯林的歷史一再表明，王朝的毀滅往往是因為不同出身的王子無法統(tǒng)一意見，并最終導致的內戰(zhàn)造成了廣泛的破壞局面。這相同的是也發(fā)生在現(xiàn)代歐洲，當不列顛政府愚蠢的允許德國皇帝出席斯皮特黑德舉行的海軍演習，這位德國皇帝腦中想的并不是如我們預想的一樣，而是想：我也必須有一支跟祖母所擁有的一樣好的海軍。如果占有欲總是比競爭心更強的話，海上平臺倒會更好些?？墒聦嵣希浅６嗟娜酥灰芾卫蔚耐耆珰缢麄兊母偁帉κ?，他們會高高興興的面對貧窮。稅收層級就是這樣誕生的。

虛榮心是威力巨大的動機，任何人有過很多和孩子相處經(jīng)歷的人都知道，他們有多么堅持不懈的傻傻的表演，以及說著“看我的”。“看我的”是人類心中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有件可以一再提及的事是：年輕的王子臨終前面對神父問他是否有什么事需要懺悔時，他說“是的，在我人生中有一次關鍵時刻，我同時探望皇帝和教皇，我太迷戀于我自己人生的頂峰，而沒有看到更遠。我忽略了那次可以同時把他們扔下去的機會，本來我可以流芳百世。史書上沒有記載是否神父寬恕了他。虛榮的一個麻煩就在于它是越來越膨脹的。原來說過，被允許在報紙上翻看關于他自己的審判過程的殺人犯，如果發(fā)現(xiàn)某個報紙報道的不夠詳細就會很氣憤，如果他發(fā)現(xiàn)關于他自己其他報紙報道的很多，他對那些極少報道他的報紙就會更生氣。政治家和文學家也是如此，剪報處發(fā)現(xiàn)他們越是有名望，就會越難滿足。從三歲的小孩到眉頭一皺世界振動的君主，對人類虛榮心遍及生活各角落的影響，如何夸大都不為過。人類甚至犯過如此大不敬：覺得他們構想出來的神靈也有相同的需求，渴望得到持續(xù)的贊美。

還有一種動機也與上述動機一樣影響巨大，而且遠超它們。我指的是對權力的迷戀。對權力的迷戀有點類似于虛榮，但是它們絕對不是同一種東西。虛榮需要的是贊美，沒有權力也很容易得到贊美。在美國，獲得贊美最多的是那些電影明星，但是他們很容易就會被“反美運動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們打回原形，反正他們無論如何都享受不到贊美。在英國，國王比首相能享受到更多贊美，但是首相擁有更多的權力。很多人更熱愛贊美而不是權力，但是那些人在很多事情上的影響力不如那些迷戀權力者。在1814年，擊敗拿破侖的普魯士元帥布魯克在參觀了拿破侖的宮殿后大嘆：他擁有這一切還要去攻打莫斯科，真是個十足的傻瓜。對于拿破侖來說，他當然不是沒有虛榮心，只是當他必須做出抉擇時，他更向往權力。而對于布魯克來說，拿破侖的選擇無疑是愚蠢的。權力，正如虛榮，是永難滿足的。只有全能才能使它完全滿足。特別的正如那些精力充沛之人的弱點，對權力迷戀的偶然積極作用，跟它發(fā)生的頻率完全不匹配。實際上它是那些偉人們最強烈的動機。

對權力的迷戀隨著對權力的體驗而與日俱增，而且不論這權力是大到君王的，還是小到微不足道。在1914年之前的快樂日子里，能干的主婦能夠獲得很多仆人，她們從掌控家務方面權力獲得的快樂隨著年齡而穩(wěn)定增長。類似的在任何一個獨裁制度下，權力的擁有者因為從權力那里得到的快樂體驗而變得越發(fā)像一個暴君。因為權力讓人類做他們寧愿不做的事，因為對權力熱愛而鼓動起來的男人更傾向于使別人痛苦而不是允許別人快樂。如果你以一些合情合理的理由對老板說要缺席這次會議，他的戀權，會因為拒絕你而不是同意你獲得更多的滿足。如果你要求一個建筑許可，這個相關的小官員將明顯能從說“不”而非“是”獲得更多快樂。這是一系列的事讓對戀權變成一種危險的動機。

但是也有另一些可取的方面。我認為對知識的追求也是出于對權力的迷戀，所有科學技術的改進也是源于此。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一位改革者也能擁有強烈如暴君的對權力的迷戀。對權力的迷戀是人們的動機之一，對此否認是個徹底的錯誤。你將被這種動機引導成對社會有利的行為，還是有害的行為，取決于這個社會的制度，以及你個人的能力。如果你的能力是理論方面或者是技術方面的，你將會在知識或技術方面做出貢獻。通常，你的行為有益于社會。如果你是一個政客，你可能會被對權力的迷戀所驅動，但是通常這種動機會表現(xiàn)在：出于某種原因，你希望看到現(xiàn)有局面按照你的個人喜好而改變。一個偉大的將軍，比如三次背叛所屬陣營，最后死于波斯總督之手的亞西比德，毫不關心他對陣的是哪方，但是大部分將軍都會更傾向于為本國作戰(zhàn)。也就是說，在對權力迷戀之外，也還是會有別的動機存在。政客有可能會隨時變換陣營，以確保自己屬于多數(shù)派，但是大部分政客會更傾向于某一個黨派，而壓制他們對權力的迷戀。幾乎純粹出于戀權的現(xiàn)象在各式人等中都有。其中有一類人，就是軍事冒險者，最好的例子就是拿破侖。我想，拿破侖對故土科西嘉和法國不會有什么意識形態(tài)上的偏好，但是如果他成了科西嘉的皇帝，他不會有現(xiàn)在那么偉大，盡管為此他必須假冒自己是個法國人。然而，這些人都不是最佳的例子。因為他們也同樣得到了極大的虛榮心的滿足。最純粹的出于對權力的迷戀的一類人要屬于那些幕后操縱者——那些人躲在王位寶座的背后，從來不公開露面。他們僅僅憑著一個念頭就足以慰籍平生：那些木偶對到底是誰在指揮著他們都還不知道呢！ 荷爾斯泰因男爵，從1890年到1906年一直控制著德意志帝國的外交政策，他把那種對權力的迷戀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他居住在貧民窟中，從來沒出現(xiàn)在社會上，除了有一次皇帝強求要與他見面，他無法拒絕外，從來不與皇帝見面，他拒絕所有的宮廷活動的邀請，因為他說他沒有宮廷禮服。他掌握了可以要挾宮中大臣和皇帝親友的各種秘密。他利用這些作為要挾，不是為了去獲得財富、名聲或者任何其他顯而易見的好處，而僅僅是強迫大家采納他的外交政策。在東方，在宦官群體中，這種人物也并不罕見。

現(xiàn)在提一些其他的動機，雖然和我們之前考慮過的那些動機相比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少些重要性，但依然是相當?shù)闹匾?。其中的第一種是對刺激的熱愛。人類相比于動物的優(yōu)越性在于他們容忍無聊的程度。雖然我也多次想過，觀察動物園里的猿猴可以得知它們也有這些不甘于枯燥的情緒萌芽。逃避無聊幾乎是所有人類都共有的一種影響甚大的欲望。當白人第一次和野蠻的原始部落接觸時，他們給那些人幾乎所有的好處，從福音書到南瓜派。盡管如此，我們可能還是會很遺憾，因為大部分野蠻人接受那些東西時非常冷淡。在那些禮物中，他們真正重視的是令人沉醉的酒，那些酒可以讓他們生平第一次產(chǎn)生縱使很短暫的幻覺，覺得活著比死了要更好。印第安人保持在依然未開化狀態(tài)時，他們吸他們自己的小管煙，不會跟我們做的一樣冷靜，而是極度狂歡，在過于興奮時會陷入昏迷，當尼古丁不能在引起他們激動時，一個“愛國”的演講家會鼓動他們去襲擊臨近的部落，那可以給予他們就像我們（按照我們的性情）在平常賽馬中能獲得的那種享受。對于文明人群體，正如對于早期的印第安部落，我想它是主要出于對刺激的熱愛，那種刺激可以使得平民在戰(zhàn)爭突然爆發(fā)時鼓掌；這種激情非常像足球比賽，雖然它的結果在有的時候稍微要更嚴重些。

到底什么是人類熱愛刺激的根本原因，是很難完全肯定的。我傾向于認為是因為我們精神上的天性為了適應當初主要靠男人打獵為生的那個階段。那時的男人帶著原始落后的武器，帶著對晚餐的期望，為了圍捕一頭鹿而忙了一整天。日落的時候，他拖著獵物勝利性的回到洞穴，帶著疲倦心滿意足的躺下，與此同時他的妻子開始整理和烹飪食物。他身體困乏而又骨骼酸痛，烹飪的香味充斥所有他能意識到的場所，最后吃完晚飯過后，他進入沉沉夢鄉(xiāng)。在這樣一種生活下，他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厭倦。但是當他進入農(nóng)耕時期，讓他的妻子做田里所有的重活，他就有時間去想著人類生活的虛榮，發(fā)明神話和哲學系統(tǒng)，并且夢想從此就過著他將永遠在神殿里打獵追逐的生活。我們的精神品質是用來適合繁重的體力勞動的，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經(jīng)常在假期里每天進行25英里的徒步旅行，夜幕來臨時，我不需要任何東西排解無聊，因為坐下的快樂就完全能滿足我了。但是現(xiàn)代的提升無法用這些身體上的奮發(fā)向上的原則來引導。大量工作都是坐著做的，并且大部分手工工作只用到特定部分的肌肉。倫敦的人們或許會集聚到特拉法爾加廣場，大聲為政府決定讓他們送死的聲明而喝彩，但如果他們那天步行了25英里之后就不會那樣做了。要治愈好戰(zhàn)心理，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如果人類要幸存下來，也許應該找到一件戰(zhàn)爭之外大家并不喜歡的事，以穩(wěn)定而無害地發(fā)泄我們富余的精力，這樣可以引導對刺激的追求。

這是道德家和社會改革者都很少考慮的事，社會改革者覺得他們還有更嚴重的事需要考慮，另一方面，道德家對所有用來轉移人們對刺激的向往的事情，都極其夸大它們的嚴重性。然而在他們的眼中，嚴重性來自原罪。如果我們聽信他們，認為舞廳、影院、爵士樂這些東西就全都是通向地獄的大門的話，那么我們最好花掉所有的時間安坐家中，懺悔我們的原罪。我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完全同意那些說出這些警告的嚴肅的人們。魔鬼有很多種樣子。一些用來欺騙年輕人，一些用來欺騙年長和嚴肅的人。如果引誘年輕人享受快樂是魔鬼，那么說服年長者譴責年輕人的快樂，難道就不可能是同一個魔鬼做的事？難道譴責就不可能是一種讓年長者的興奮的事？難道譴責不可能會如鴉片一樣，必須持續(xù)加大劑量來產(chǎn)生想要的效果？我們豈不是要擔心，我們會從譴責“邪惡”的電影院開始，逐步走向對對立的黨派、意大利人、南歐的黑裔、亞洲移民、以及所有非我族類的譴責？這種譴責正是導致戰(zhàn)爭發(fā)生的廣泛原因，這種譴責才是應該譴責的譴責。我從來沒聽說過因為舞廳而發(fā)生的戰(zhàn)爭。

興奮的嚴重性在于它有很多種形式都是破壞性的：奮對酗酒或沉迷賭博而無自制力的人來說，是破壞性的；當它帶來群體性暴力時，也是破壞性的；尤其當它導致戰(zhàn)爭時，更是極具毀滅性。這種需求如此強烈，以至于如果我們無法找到用無害的方式發(fā)泄興奮的話，人們就很可能會被引向有害的發(fā)泄方式?，F(xiàn)在，在運動方面有這么多無害的發(fā)泄方式，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多，前提是那些活動要在憲法的框架下進行。但是這還遠遠不夠，尤其那種導致群情激奮的政治活動，經(jīng)常導致大量傷害事件的發(fā)生。

人類城市生活過于乏味了，如果要不生變數(shù)的話，必須為沖動提供一些無害的發(fā)泄方式——我們遠祖只需要打獵就能滿足那種沖動。在澳大利亞，人少而兔子多，我看到過一很多百姓用原始的技巧狩獵成千上萬只兔子的方式來滿足他們原始的沖動。但是在倫敦或紐約，人多而兔子少，必須有其他方式來愉悅大家。我想每一個大一點的地方，都應該有個人造的瀑布，然后人們就可以乘坐脆弱的小舟滑下。并且也應該有放滿了兇猛的鯊魚的游泳池，任何被發(fā)現(xiàn)支持預防性戰(zhàn)爭的人，都應該被投進泳池，罰他們每天與這些靈巧的怪物們共處兩個小時。

盡力去鉆研一件事確實是一種積極的發(fā)泄方式——對于渴望尋求刺激的人來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比突然之間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事物或者發(fā)明了一個新東西更讓人興奮了，很多人只要去做都能擁有這種激動的時刻——至少要比大家所設想的要多得多。

很遺憾人們非常容易擁有另外兩種激情，它們緊密相連，與很多其他的政治上的動機交織在一起。我指的是：恐懼和厭惡。我們很容易厭惡我們所恐懼的事物，同樣很常見但并非一定的是，我們恐懼我們所厭惡的事物。我想在原始人群中，人們通常會既恐懼又厭惡任何他不熟悉的事物。他們有自己的群落，一開始可能很小。其他群落則是潛在的或實際上的敵人；群落里單個成員意外迷路了，就會被殺死。一般來說，他們會視情形而定，選擇避開其他群落，或是與之交戰(zhàn)。在對待其他外族的問題上，這種原始的機制仍然控制著現(xiàn)代人的本能反應。那些完全沒外出旅行過的人會視所有外族為野蠻人。但是那些去外面旅行過的，或是學習過國際政治的人，會發(fā)現(xiàn)要使自己的民族強盛，就必須要在某種程度上與其他民族聯(lián)合。如果你是一個英國人，有一個人對你說：法國人是你的兄弟。你第一反應肯定是：胡說，他們聳肩，還說法語。甚至別人還說他們會吃蛤蟆。如果那個人跟你解釋：我們要對抗俄國人。必須要守住萊茵河，如果要守住萊茵河，法國人的幫助是必不可少的，你可能會開始明白，他說的法國人是我們的兄弟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有個人要繼續(xù)說：俄國人也是你的兄弟，他將說服不了你，除非他能證明火星人要入侵我們。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盟友，如果我們沒有敵人，那我們就不會要那么多盟友。

然而，這一切僅僅在我們單考慮人們互相之間的態(tài)度時才成立。如果你視土地為敵人，因為它吝嗇小氣，僅能飽腹。如果你設想一下人類正在同大自然搏斗，以求得更好生存時，你可以視大自然為敵人。如果人們都能這樣想，全人類的合作將會很容易。如果學校、報紙、政客都致力于此，那么人們將很容易形成這種觀點。但是學校正忙著灌輸愛國主義，報紙忙著挑起人們的興奮神經(jīng)，政客忙于再次當選。因此，這三者中沒有一個在做任何一點事，把人類從自相殘殺中拯救出來。

有兩種辦法克服恐懼：一種是消除外在的危險，另一種是培養(yǎng)苦行僧式的承受力。后者可以反復強化我們無所畏懼的信念?？朔謶质且患浅Ｖ匾氖??？謶质强蓯u的；它很容易變成困擾；它讓我們對恐懼的東西產(chǎn)生厭惡；并導致如失控一般的過于殘忍。讓人們有安全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如果一個能消除戰(zhàn)爭恐懼的國際性機構得以成立，那么對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心態(tài)會立即有一個巨大的提升。當前，恐懼的陰影籠罩著全球。邪惡的共產(chǎn)主義者和邪惡的資本主義者所把持的原子彈和生化炸彈讓華盛頓和克里姆林宮坐立不安，這又進一步刺激人們滑向戰(zhàn)爭的深淵。如果要想局勢改觀，當務之急就是找出一條消除恐懼的方案。當今的世界被敵對的意識形態(tài)所困擾，其中造成沖突的一個明顯的原因就是對各自的意識形態(tài)獲勝的渴望。我不認為這里的根本動機和意識形態(tài)有太多關系。我認為意識形態(tài)僅僅是劃分陣營的一種方式，這種敵對情緒是對立雙方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的。當然，我們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厭惡共產(chǎn)主義者。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們相信他們要剝奪我們的財產(chǎn)。但是竊賊也同樣會這樣做，盡管我們一樣反對竊賊，但我們對竊賊和共產(chǎn)主義者的態(tài)度有很大的實質上的差別——主要因為竊賊不會激起同樣程度的恐懼。其次，我們厭惡共產(chǎn)主義者，因為他們沒有宗教信仰。但是中國人從11世紀以來就一直沒有宗教信仰，我們也只是他們把蔣介石趕跑了之后才厭惡他們。第三，我們厭惡共產(chǎn)主義者，因為他們不信任民主制度，然而弗朗哥不在此列，而我們還是同樣厭惡他。第四，我們厭惡他們，因為我們害怕他們，以及他們威脅我們。如果說俄國人依然秉奉東正教，如果他們堅持議會制政府，如果他們每天謾罵我們的新聞媒體有著完全的言論自由，那么——假設他們依然有現(xiàn)在一樣強大的武裝力量——我們依然會厭惡他們，只要他們有我們視之為敵人的理由。當然，信仰上的互相厭惡是確實存在的，這也是敵意產(chǎn)生的一個原因。但是我認為那都是原始群落感受的細枝末節(jié)：有著不同信仰的人感覺到陌生，而任何陌生的東西都是危險的。意識形態(tài)，實際上是一種創(chuàng)造群落的一種方式，盡管群落不同，而各自心理卻是一樣的。

你可能會覺得，我所提到的都是不好的動機，或者至少是不好不壞的動機。從整體來看，那些動機比出于無私之心的動機要影響更大，但我并不是否認存在出于無私的動機，并且不時的影響著這個世界。在19世紀早期發(fā)生在英格蘭的廢奴運動無疑是無私的，并且深刻的影響著世界。

它之所以無私的證據(jù)在于：1833年英國的納稅人花費數(shù)以百萬記的金錢從牙買加農(nóng)場主手里贖回了奴隸。而且在維也納的大會上，英國政府預備實施一項重要承諾，以鼓勵其他民族放棄奴隸交易。這是過去的例子，而現(xiàn)在的例子，美國也同樣向世人展現(xiàn)了它的擔當。然而今天，為了避免陷入爭議中，我不想繼續(xù)深入這個話題。

我認為同情心作為一種真誠的動機之存在是無可置疑的。若他人遭受痛苦，某些人在某些時候，會感到某種程度上的心理不適。是同情心讓上個世紀的人道主義得到了長足發(fā)展。每每聽到精神病人遭受非人虐待，都會讓我們震驚，而現(xiàn)在我們有了很多精神病醫(yī)院，在那里他們不會再受虐待。

西方國家的犯人一般來說不會被折磨。如果對他們的折磨為外界所獲悉，會有人奔走呼告。我們不支持像《霧都孤兒》里一樣對待孤兒。新教徒國家中反對虐待動物。所有這些，都證明了同情心的政治作用。如果人們對戰(zhàn)爭的恐懼心理不存在了，同情心的效用會變得更大。

或許對人類未來最好的期望是發(fā)現(xiàn)一條增加人與人之間同情心的深度和廣度的辦法?，F(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該總結我們這些念頭的時候了。政治活動更多是關注群體，而非個體。因此，對于政治上重要的激情，對任何一個群體而言，都會有相同的感覺。政治活動啟發(fā)出來的大部分人之本能都是建立在黨同伐異上。群體之間的合作從來沒多好過。

也有一些人不符合這一點，從詞義上講就是他們與常人有異。他們的道德要么是低于平均水平，要么是高于平均水平。有可能是蠢蛋，罪犯，也有可能是先知和探索者。聰明的群體會學會寬容這些高于平均道德者的反常行為，而對那些低于平均道德的人，也不會過于殘暴。對于與其他群體的關系，現(xiàn)代技術使得自利和本能產(chǎn)生了沖突。在古代，當兩個部落開戰(zhàn)后，一方消滅另一方，吞并它的土地。從勝利者的角度看來，整個過程非常令人滿意。

殺戮根本不用費太多勁，而帶來的興奮又很可觀。在那種環(huán)境下，也根本不用考慮長期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的事。不幸的是，我們今天仍然有這種原始戰(zhàn)爭的沖動，而實際上戰(zhàn)爭的模式已經(jīng)徹底改變了。在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殺死一個敵人的代價太大了。如果你考慮一下，在二戰(zhàn)中有多少德國人死亡，而勝利者又為此付出了多大代價，用總花費除以德國的死亡人數(shù)，你會發(fā)現(xiàn)每消滅一個德國人，需要付出的代價有多大，那個數(shù)字會讓你大吃一驚。

在東邊，德國的眾多敵國占盡了自古以來戰(zhàn)勝者的優(yōu)勢：臣服亡國之民，豪奪亡國之土。然而西方的勝利者卻沒有占到任何便宜。從經(jīng)濟的角度來看，現(xiàn)代戰(zhàn)爭明顯不是一樁合算的買賣。盡管我們贏得了兩場世界大戰(zhàn)，但如果這兩次大戰(zhàn)沒有發(fā)生的話，我們現(xiàn)在肯定更富有。如果人們都為自利所驅動而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為少數(shù)幾個“偉人”所煽動，那么整個人類就可以團結起來。然后這個世界，不再有戰(zhàn)爭，也不再有軍隊，不需要海軍，也不需要原子彈。沒有煽動和鼓吹，民族與民族之間，也不再會互相敵視仇恨。在邊境線上，也不再會如現(xiàn)在一樣，用軍隊來阻擋其他國家的優(yōu)秀書籍和思想。保護國內落后生產(chǎn)力，限制國外先進技術和企業(yè)的海關，也將不復存在。

如果人們希望自己獲得幸福的心理有比希望別人遭遇不幸的心理那么強的話，上述的一切美好現(xiàn)象將能很快成為現(xiàn)實。但是，你或許會說，這種烏托邦式的夢想，有什么用呢？道德家們會說，人們不會變得完全自私，只有到千禧年之后，這個世界才有可能發(fā)生變化。我不希望自己在這場演講快結束時表現(xiàn)的很憤世嫉俗。我也并非否認人性中有比自私更美好的東西，并且有些人展現(xiàn)出來了。

然而，我始終認為，一方面，很少會有那種時刻：群體中的大部分人——正如政治活動所關注的——都超越了自私心；另一方面，非常多的情況下，人們的道德會比自私更低下——如果說自私的意思只是為了自利，不包括害人的話。人們的道德比自私更不堪時，往往都是被所謂的美好動機所驅使。

很多理想主義只不過是掩飾了人們對權力的憎恨和向往。當你看到很多人為高尚的動機所驅使時，也試著靜下心來，問問自己，那些高尚之下，到底掩藏著什么。部分原因是因為高尚是最好的幌子。個中心理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以我剛才所做的嘗試來看，我敢推定，如果我說的沒錯，要使得整個世界變得幸福，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擁有不為他人所愚弄的智慧。當然，這是一種很樂觀的推斷，因為智慧是可以通過教育的方式培養(yǎng)的。